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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读|学术不端事件给国家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启示
      从“巴尔的摩案”到“小保方晴子论文撤稿事件”,过去半个世纪里,很多国家都曾遭受过科研不端行为的侵蚀。  诚然,那些重大科研不端事件对各国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经过对这些事件的梳理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其在制度建构方面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国际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转折点  首先,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重大科研不端事件是科研诚信政策变迁的重要引发机制,也是国家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关键转折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研不端事件接二连三地在美国被曝光。在那些案件中,“巴尔的摩案”可以说是争论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  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巴尔的摩因其论文合作者被指涉嫌数据造假,而接受调查。后来,官司一路打到了美国国会。十年之后,案件才正式宣告结束,涉事科学家洗脱了罪名。“巴尔的摩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推动了美国科研不端相关调查原则、制度和程序的出台与建立。  1986年7月,在巴尔的摩案第一阶段两次非规范性调查结束的一个月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下简称NIH)明确了“保密原则”在科学不端行为调查程序中的重要性,确定了科研机构在不端行为调查中的首要责任,并强调调查应由专家来进行,以保证对证据评价的权威性。  1989年,NIH设立了专门负责科学诚信的独立机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同时设立了美国科学诚信复核办公室。而这两个机构的分别设立,正是体现了科学不端行为调查中的重要原则——调查和审判相分离。同年,美国卫生部颁布了首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管理法规。  1992年,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从NIH分离,和现有的美国科学诚信复核办公室合并成立新机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这样的转变,使得机构的司法性逐步增强,联邦法律在机构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但是,司法性的增强不是否定和放弃科学对话模式;相反,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调查过程的公平和公正性。  再来看2005年韩国爆发的轰动世界的“黄禹锡事件”。在这起干细胞造假案发生之前,韩国并没有自己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以这件事为契机,韩国对国外科研诚信的治理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借鉴,尤其侧重于对美国科研诚信治理手段的移植。  比如,2007年韩国教育部制定的《科研伦理保障准则》,几乎就是美国《科研不端行为防范法》的“缩减版”。  在对黄禹锡事件的调查中,黄禹锡本人承认曾强烈要求其团队中的年轻女同事捐赠卵细胞进行试验。这一回应直接导致了韩国《生命伦理安全法》的修订,增加了对卵细胞捐赠的监督和管理的相关内容。  此后,韩国《科学技术基本法》共修订了29次,其中2014年新增了对科技人员的科研伦理要求。到2017年为止,《学术振兴法》修订了18次,其中2013年新增了保障科研伦理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韩国不断对法律进行修订,以保证它们的适用性,也逐步提高了研究人员对科研伦理的重视。  近十年来,最受学术圈关注的科研不端事件要数2014年“小保方晴子论文撤稿事件”。为了阻止科研不端行为的扩散,日本从政府和第三方机构两大主体入手进行机制改革,从建立全国性主管机构和健全期刊评审系统来完善治理体系。这一案件也成为日本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转折点。  201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印发了《对科研活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南除了强调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学术界自律之外,还指出要强化科研机构的预防措施。为了帮助经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妥善处理科研经费的不端使用行为,《意见》从受理举报、经过案件调查到公布调查结果都制定了详细的具体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从那时起开始建设科研信用体系,首次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在信用管理方面,除通过统一的电子平台共享信息外,各政府部门间还建立了信用共享机制。  国内相关政策的波动规律  中国农业大学情报研究中心对1980~2019年我国发布的有关科研诚信政策梳理后发现,国内相关政策的年度发布量也呈现出随重大科研不端事件波动的明显特征。  例如,2006年初“汉芯事件”曝光,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直接促成2007年3月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正式成立。2006和2007年各部委共发布了13项相关政策,相当于2005年发文量的4倍。  2011年2月10日,科技部通报因严重学术不端撤销李连生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国第一例因科研不端而撤销国家科技奖励的案例。随后2012年政府关于科研诚信的政策发文量就达到了10项。2013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科研不端典型案例查处结果进行了首次公布,第二年颁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2014年相关政策发布量出现一个高峰,年度发文量高达18项。  2016年,“韩春雨事件”持续发酵。科研诚信问题又迎来了一个关注热潮,年度政策发文达到12项。  2017年,《肿瘤生物学》期刊集中撤销107篇中国学者论文事件后,2018年两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完成了我国科研诚信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科研越活跃,越易爆发不端事件  通过对这些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的梳理还发现,从时间上看,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国家科研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而特殊的时间节点,正是触发公共政策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巴尔的摩案”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世界高科技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期。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相继出台,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这一时期,欧盟等科技先发国家的科研不端事件最先出现急剧增加,科学共同体的自我控制与治理功能失灵。  “黄禹锡事件”发生的2000年初是世界各国逐力现代科学技术顶峰——生命科学领域的开端时期。韩国政府在《2003-2007年科技发展基本计划》中将生物工程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之一,同时提出未来10年进入“世界科技八强”和“世界经济十强”的目标。  日本政府早在2002年12月就提出“生物技术产业立国”口号,重点聚焦农业和医疗两大应用领域。此后近十年,日本与细胞相关的技术申请专利数量达到1600多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每年的预算约为人民币62亿元,并且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政府科技研发计划项目。  由此可见,在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幅度的科技研发计划经费投入在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同时,也成为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爆发的间接因素之一。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科研诚信建设对于遏制科研不端事件的增长至关重要。  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如何阶段化发展  欧美等科技先发国家已经走过了科研诚信制度建构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历史阶段,而我国科研诚信建设仍存在诸多制度建构难点。科研不端事件是一个国家迈向科技强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重视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的制度建构价值,积极推进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  未来我国的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从短期发展来看,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增加政府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的推动力度,完善与科研诚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科研诚信信息化建设,提高联合惩戒部门对于科研诚信联合调查和惩戒的能力和水平;  从中期发展来看,应该以科研机构为主导,提升高校、科研院所等一线科研机构科研诚信的治理能力,强化其第一责任主体意识,并加强科研机构内部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和调查惩戒,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  从长期发展来看,应该以科学共同体为主导,以学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成立专门的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并按专业分设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以突出学科特点,发挥好科学共同体的学术权力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以科学共同体自律,科研机构负主责,政府顶层设计且积极推动为特点的,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和科学共同体合作共治的良好的科研诚信治理新局面。(作者:赵勇,中国农业大学情报研究中心主任)
    04/12 信用修复
  • 解读|北上广深严查信贷资金违规入楼市 扩围至“新一线”城市
      日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对涉房资金进行精准调控,先后启动银行自查和监管核查,围堵消费贷、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截至3月24日,北、上、广、深四地检查的初步结果均已发布。  多地金融监管部门的通报显示,部分银行在发放个人经营贷、消费贷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审核不严格的问题,与此同时,存在中介机构教唆客户包装企业,并通过多次流转的方式规避银行监控的情况。对于已经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问题,将严厉查处,对违规贷款进行收回或制定清收计划。  多地发布合规性检查初步结果  广东(除深圳):  截至目前,辖内(不含深圳)银行机构已完成个人经营性贷款自查的银行网点共4501个,排查个人经营性贷款5678亿元、个人消费贷款2165亿元,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贷款金额2.77亿元、920户,其中,广州地区银行机构自查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贷款金额1.47亿元、305户。  深圳:  深圳银保监局、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相关通报指出,深圳辖内中资商业银行对15.4万笔、1771.73亿元经营贷业务进行全面排查,并选取6家银行集中开展现场检查,检查覆盖率近50%。针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银行立查立改,提前收回21笔、5180万元涉嫌违规贷款。  北京:  按照监管要求,北京辖内银行对2020年下半年以来发放的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业务合规性开展自查,自查发现涉嫌违规流入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金额约3.4亿元,约占经营贷自查业务总量的0.35%,其中部分涉及银行办理业务不审慎,部分涉及借款人刻意规避审查。此外,在银行自查基础上,北京银保监局会同相关部门选取重点机构进一步开展了专项核查,已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信贷资金约3000万元。  上海:  上海地区商业银对2020年6月份以来发放的消费类贷款、经营性贷款以及个人住房贷款进行全面自查,目前,上海地区135家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个人住房信贷管理专项自查工作。  部分地区通报违规典型案例  多地发布的通报信息显示,部分银行在发放个人经营贷、消费贷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审核不严格的问题,与此同时,存在中介机构“推波助澜”,教唆客户包装企业,并通过多次流转的方式规避银行监控的现象。  ——贷款审核不严格。对成立企业时间与购房日期相近、持股时间短、企业办公场所无实际经营迹象、未有可覆盖与贷款规模相匹配的企业经营性流水证明、短期内有购房记录、购买抵押房产资金来源可疑等情况,部分银行未能在贷款审核中从严把控,亦未严格核查资金流向。  ——宣传展业不规范。部分银行业务人员在展业时,营销话术不规范,甚至存在变相引导客户违规使用信贷资金嫌疑。个别员工与贷款中介机构私下合作,在网络、电话等渠道无序宣传营销,扰乱市场秩序,造成负面社会影响。  ——房地产中介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包装”助推,涉嫌违规的操作方式包括通过中介机构过桥垫资套取经营贷置换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经过转手多次后挪用个人经营性贷款用于购房首付款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多个地区在通报的同时还公布了典型案例。深圳通报的一典型案例显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客户钟某于2020年3月16日通过全款一次性付清方式购买房产,次日设立企业,持股100%,持有房产刚满六个月即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房抵经营贷,贷款金额226万元,资金受托支付至张某在农业银行的个人账户。当日,张某向刘某等16人合计支付资金217万元,其中支付至刘某178.77万元,经核实为代钟某购买某住宅楼尾款。深圳市Z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钟某购房、成立企业、贷款咨询等环节提供“一条龙”服务。  多地表态:严肃查处违规贷款要收回  多地银保监局、多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均表示,进一步强化经营贷业务审核与管理,持续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对于已经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问题,将严厉查处,对违规贷款进行收回或制定清收计划。  北京银保监局表示,目前已经启动对4家银行的行政处罚立案程序和调查取证工作。后续,将根据调查取证结果,对贷款“三查”不到位的银行或未履职尽责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罚。同时,北京银保监局还将会同市相关部门研究建立针对不法中介和违规借款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切实提高公众法律合规意识,坚决维护首都房地产市场秩序。  上海银保监局表示,将对违规贷款进行收回或制定清收计划,对各项检查发现的信贷资金问题建台账、列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在信贷管理系统内设置用途风险提示,建立风险预警监控管理平台;加强客户准入管理,建立客户风险量化得分体系。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要及时了解国家“房住不炒”的调控政策及相关贷款政策,提高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合法合规申请和使用贷款,避免形成不良记录和造成经济损失。  最新:严查已扩围至“新一线”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相继启动检查之外,杭州、成都、西安等热门城市也相继被监管部门督导。日前,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带队到成都、西安调研督导,要求管控资金风险,建立“人、房、地、钱”联动机制,从源头上稳定预期。要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精准、精细调控,严肃查处房地产中介、助贷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浙江已发文要求浙江各金融机构对2020年以来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消费类和经营类贷款以及“冻资”等业务进行全面自查。据悉,浙江监管机构将把各金融机构房地产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作为宏观审慎评估、金融机构综合评价、监管评级的重要内容,对房地产贷款增速过快、占比过高的金融机构强化政策约束。同时,严格执行审贷标准,强化借款人资格审查。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转按揭”“加按揭”业务。
    03/25 信用修复
  • 信用修复国际比较
      摘要:在社会信用体系中,信用修复机制是适用失信主体改正自新、为其重塑信用的新方式,是信用惩戒的有机组成。通过梳理信用修复的定义、原则、对象及作用,从信用修复立法、不良信息保存、异议及投诉处理机制、信用修复机构设立等方面比较分析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的信用修复机制,同时分析英美在信用修复监管、美韩及中国在诚信教育、韩国及中国在信用救助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进而提出中国信用修复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快信用修复立法、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培育信用修复机构以及丰富信用修复方式等方面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标准和机制,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关键词:信用修复;信息主体;失信;国际比较  当前,国内在信用修复方面的研究多是借鉴国际实践经验,国际上信用修复主要分北美、欧洲和亚洲三种模式,分别以美国(市场主导型)、英国(介于政府主导和市场化之间)、韩国(政府主导型)为代表。  已有研究成果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国家信用修复实践经验研究,提出完善我国信用修复相关立法、机制、机构、方法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个人信用修复国际经验方面,陈勇(2014)、王秋香(2015)提出借鉴美国经验,构建个人信用评分体系、推动设立信用修复机构、实施多种异议处理方式、完善异议处理流程[1-2]。  金志坚和王凯(2016)、袁庆春(2017)总结了美国个人征信修复的主要做法,为我国完善信用修复提出措施建议[3-4]。  从信用修复意义方面看,张培元(2019)提出信用修复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生态修复[5]。  周菊(2019)认为采取信用修复方式,能鼓励更多失信者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传递向善的正向力量[6]。  在国内企业信用修复研究方面,陈其忠(2018)、杜奕奕(2019)重点对我国企业信用修复法律制度提出了设定修复条件、改进修复方式、创建修复机构、完善监管体系等四方面的立法建议,结合企业信用修复现状,提出对策建议[7-8]。  针对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童岚冉(2019)、徐志明和熊光明(2019)着眼于信用修复机制的实定法和粗放式立法困境,提出信用修复机制的精细化方案[9-10]。  一、信用修复的定义、原则、对象及作用  (一)信用修复的定义  信用修复是引导失信主体向善守信,为减少或退出惩戒所实施的一种救济手段,以保障主体信用记录准确、完整,减少或消除信用报告、档案中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不良信用记录为目的,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  在修复方向上,包括由信息主体主动修复和被动或协同修复。  主动修复即信息主体在具备修复条件下,主动提出修复申请、作出信用承诺、参加专题培训、取得结业证书,通过持续提交信用报告、完成信用整改、接受协同的监管、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方式减少信用报告或信用档案中的不良信息,增加有益信息,达到修复信用报告或信用档案的目的,以减轻或消除联合惩戒现在或未来对自身的影响。  被动或协同修复即由信用服务机构、信息提供、失信认定、信用管理等相关部门在特定情形下,删除信息主体逾期不良信息,组织开展征信宣传、教育培训、志愿服务或公益慈善等活动,评估并识别有意向修复信用的失信主体,通过降低对其信用要求,采取救助措施,帮助失信主体提升其获得良好信用的能力,以间接修复其信用。  (二)信用修复的原则  信用修复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是明确主体,落实责任。合理划分信用修复过程中失信认定、失信主体、信用管理、服务及使用等各类部门的责任义务,建立健全多方沟通、高效协调的运行机制,把好信用修复各环节关口,逐渐实现失信惩戒数据共享和对重点领域的全覆盖。  二是政府推动,社会共建。政府在此项工作中充分发挥示范、指引、推进作用,通过市场和政府双重手段,提高信用修复活动效率,凝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形成信用修复机制建设的合力。  三是逐级修复,梯次退出。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理,在外部监督下审慎组织实施。修复过程中对相关信息进行公示,修复条件和程序应与失信严重程度相对应,信息主体有权提出异议。  (三)信用修复的内容  信用修复内容一般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信息。  国外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不良公共信息,包括破产、欠税、公共事业欠费、法院民事判决、强制执行等记录及逾期支付的医疗账单等。  二是不良信贷信息,包括信用卡、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逾期后产生的不良记录。  三是债务催收信息,主要针对被相关讨债机构追讨的欠债不还的信息。  国内也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信用报告或信用档案产生过程中,信息提供方和信息加工展示方可能会在采集、传送或处理信用信息的过程中,因系统故障、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信用报告载入错误信息和数据。  二是非信息主体、信息提供方或信息加工方原因造成的不良信息。如代理还款机构未及时划款形成的违约信息,又如信息主体身份被盗用引起的不良信息。  三是信息主体主观原因而产生的不良信息。如在借贷、赊购、担保、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能按照合同要求,及时合规履行合同义务的信息,或信息主体接受行政处罚、法院判决、裁定履行义务及强制执行等不良信息。  (四)信用修复的效果  信用修复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警示和示范引领等作用。通过完善信用修复机制,能形成更好的维护个人信用氛围,让失信者从漠视、被动、消极应付向重视、主动、积极应对方向转变,更好地发挥激励效用,对个人、社会来讲,都是一个正反馈。  尤其是通过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法律制度,能有效应对信用修复秩序紊乱等造成的新问题,以及新型企业信息文化带来的新挑战,给有悔过意识却困于“黑榜”的企业带来转机,为企业重塑诚信打开“绿色通道”,促进企业依法公平竞争,提高守信利润。  同时,信用修复对破产重整企业的再生及持续发展有重要功效,既有助于挽救一批企业,也是破产重整司法创新实践工作的组成部分。  信用修复工作也有利于维护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积极探索信用救助机制,能帮助信息主体重获信用修复的能力,达到信用修复的目的,实现信用修复的良性循环。  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征信权益保护政策,指导金融机构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基础上,对符合信用救助条件的民营、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开展前期调查、评定,采用“灵活调整贷款期限、贷款程序、还款方式”等综合措施,针对性地开展信用救助工作,帮助其逐步提升信贷获取的能力,解决其融资难问题。  经接入机构认定,对四类人群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作逾期记录报送,包括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的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对其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逾期记录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对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企业,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此举措切实保护了因疫情而受影响的相关人员的征信权益,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稳企业保就业等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也获得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  由此可见信用救助机制在信用修复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信用修复比较  (一)立法比较  1.美国、英国、韩国的信用修复法律  美国、英国、韩国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异议信息的处理和信息主体的相关权利,以及信用修复机构或相关处理机构的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信用修复提供了法律保障(见表1)。  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具体规定了如何处理有异议的信用信息,强调要保护信息主体的异议权、救济权等各项权利,同时明确了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保证有效而准确的信用信息,禁止虚假信息,建立和完善了身份盗窃识别和欺诈预警工作机制。  《公平及准确信用交易法》明确如何保证信用信息安全、信息的准确性和如何处理信息,防止信息主体因为身份被非法盗用而造成不良信用信息的产生,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信息主体修复信用历史。  《信用修复机构法》规定了信用修复机构的权利、义务,同时规定了信用修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美国建立了完善的专业的信用修复机制和制度。  英国《消费信用法》规定,消费者有权了解贷款被拒绝的原因——征信机构是否有其不良信用记录或登记。该法充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知情权。  一是明确贷款公司等向哪些征信机构咨询过消费者的资信,确认这些征信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二是消费者提交书面申请,同时支付1英镑后,可以要求征信机构提供相关档案资料的副本。  三是在必要的状况下,消费者有权要求修正或补充完善其相关档案副本。  《数据保护法》主要规定了监管机关、信息采集的渠道和目的、信息的使用范围和用途、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要求等。  韩国《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规范了其信用信息体系,规定信息主体享有免费查询权和更正请求权,若因违反本法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则应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了信息主体的自决权、救济权,以及如何进行个人信息的救济,如信息主体可以通过信息纷争调停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向个人信息申告中心申请申告或者申请团体诉讼等。  而《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综合改善方案》主要规定了个人消费者对个人信用评价的结果要求金融机构、征信机构进行详细说明和复议,并要求其对错误信息进行重新评价[11]。  2.我国的信用修复立法现状  在我国,目前只有推进探索信用修复机制的意见、相关的信用规定和地方信用修复制度等,现行的行政法规和相关政策中也零星地提到过信用修复。  《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了信息主体对认为存在错误、遗漏的信用记录,有权提出异议,进行更正;《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地方法规如《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失信主体可以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等向相关机构提出信用修复。  (二)各国信用修复的主要做法比较  1.各国通过规定不同的不良信息保存期限进行信用修复  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个人信用正面信息将保存10年。  负面信息将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如个人破产记录保存10年;欠税、民事诉讼等负面记录保留7年;年薪7.5万美元及以上的个人信用信息可长期保存。英国的不良信息保存期限为6年。韩国规定不良信息保存期限为5年。  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征信机构不得披露、使用自不良信用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  2.英美及我国均建立了异议处理机制,处理形式上有所不同  美国征信异议的申请渠道多样化,包括电话、邮件、在线申请等方式,处理流程主要包括提出、受理、核查、反馈等四个环节。  此外,艾可菲、益博睿、环联和伊诺维斯建立了异议处理平台e-OSCAR,消费者在线进行异议申请,平台将异议申请转交给信息提供者并进行处理。  在英国,信息主体对自身信用报告中的某些信息有异议时,可在信用修复机构协助下向信用记录机构提交异议申请,由信用记录机构联系信息主体与有关数据信息提供方(如信贷机构、讨债机构、水电气公共事业机构等)进行核实,信用记录机构在28天内通知信息主体异议处理的结果。  如果在28天后并未更正或恢复,信息主体可以写信给信息专员署要求处理。  信息主体也可直接与信息提供方联系,信息提供者经核对认为可修改后,由信息提供方告知信用记录机构对信息主体的错误信息进行修改。如果信用报告中的信用信息准确、真实,信用记录机构则不能进行修改。  我国信息主体因为征信机构在履行职能时程序性不合规而对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存有异议时,可以向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申请,而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以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存有异议的信息进行标注,在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给异议申请人。  而对没办法核实的存有异议的信息,信息主体可以在个人信用报告中对有异议信息进行附注100字以内的个人声明,个人声明只能是针对个人信用报告中的信息,且信息主体应当保证其个人声明的真实性。  针对一般和严重的不良公共信息,对于公示期在3个月以上的,失信的信息主体可以向其失信行为认定部门申请信用修复,作出信用修复承诺,进行诚信约谈和专题培训,然后失信认定单位进行认定修复和备案;对于特别严重的失信在公示期内不予修复。  3.美国、英国及我国的征信投诉机制  美国、英国及我国设有专门负责征信投诉的机构,但具体操作又各不相同。美国负责投诉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FTC研发了负责信息主体投诉的数据库——“消费者哨兵网络”(ConsumerSentinelNetwork),并负责收集相关信息。FTC只向执法机构共享“消费者哨兵网络”中的数据,“消费者哨兵网络”中的投诉数据保存期限为5年。  同时,CFPB建立了专门的消费者投诉数据库,按期全方位分析信息主体等对信用报告的投诉情况,向美国国会提交相关的分析报告。  在美国,征信局、债务催收机构等需要在接收到信息主体投诉后15日内做出是否处理等相关回应,并在60天内完成所有投诉处理程序[12]。  英国专门负责征信投诉的机构是信息专员署。信息专员署是一个公共机构,且具有独立性。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受理个人信息业务投诉,并对信用修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根据实际情况,对拒绝承担义务的相关信用修复机构实施处罚,如进行调查并提出警告等。  我国主要是向人民银行等机构进行征信投诉。信息主体可针对冒名信贷、信贷纠纷、报送失误等侵害合法权益问题向人民银行申请投诉,人民银行按照相关规定确定是否受理,受理后转到相关机构进行取证和核查,信息主体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美国、英国、韩国有专门的信用修复机构  英国、美国通过立法来明确信用修复机构的职能和信用修复的具体规定。韩国主要是成立了信用恢复委员会和市场化的专门信用咨询与修复服务公司。  而我国目前没有成立专门信用修复机构或相关的信用修复、重建中心,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机构等负责修复。  在美国,信用修复机构超过千家,最著名的三大机构为:益博睿、艾可菲、环联。  主要负责为信息主体提供信用报告解读,分析其不良信息产生的原因,明确信息主体关注的重点和需要修复的内容,帮助信息主体进行信用修复。提供信息主体关于信用信息咨询和建议的服务,帮助失信主体进行异议申诉,减少不良信息对失信主体的影响。  在英国,由监管机构指定信用修复机构,例如益百利、艾可菲等,主要为失信主体提供咨询、综合评估、建议、异议申请等综合性信用服务,大多信用修复机构即为信用记录机构。  服务内容具体包括:免费解读信息主体的个人信用报告,并分类识别信息主体个人信用报告中的不良信用信息,结合信用报告并根据信息主体实际情况,对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综合评分,对信息主体潜在的失信风险进行提醒和告诫,为失信主体提出有针对性地修复方案,辅助失信主体向信用记录机构提出异议申请。  同时,信用修复机构可以将一些不良信息删除,来改善信用评级;在保存期内的一些信息如果认为是错误的也可以进行删除。  同时,对于拒绝承担义务的有关机构或者个人,可实施法律制裁。在韩国,政府设立了独立于其他委员会的信用恢复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服务对象是信息不良者,委员会的志愿律师免费帮助信用不良者识别信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该委员会主要采取减免部分债务、重组债务、调整还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等有效措施帮助信息主体进行信用修复。  同时,韩国成立了信用咨询与修复服务公司,此类公司专门为信息主体提供信用修复服务。  我国信用修复遵循“谁认定,谁修复”为原则,一般是做出失信认定的信用信息提供单位进行信用修复。例如征信中心、金融机构、对法人组织或自然人违法失信行为做出行政处罚的主管单位等。  目前,针对信贷信息我国没有设立专门提供信用修复服务的机构,不能为信用不良者存在的不良记录提供专业信用修复的方案,也无法对有异议的负面记录申诉进行专业的协助。  5.美、英两国的信用修复监管机制较成熟  为保证信用修复的良好运行,各国均建立了监管机制。美国设立了三个监管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和司法部。此外,根据《信用修复机构法》的有关规定,将消费者数据行业协会(CDIA)、全国信用管理协会(NACM)和美国国际收账协会(ACCP)三大行业协会也纳入了监管机构。FTC可以通过法院对信用修复机构的不法行为进行民事诉讼。CFPB接受消费者对信用修复机构的投诉。  此外,司法部也对征信业务进行执法。英国成立了信息专员署、信息法庭、破产服务局三家信用重建的监督机构。其中,信息专员署是一个负责信息主体业务投诉、监管信用修复机构的独立的公共监督机构,同时,还对拒绝承担义务的相关信用修复机构实施处罚,以保证监管有效,保护信息主体权益。  如向信息提供方要求更正个人信用报告中不正确的信息、向信用修复机构要求更改信用报告中不正确的信息和向信用修复机构发出更正通知。信息法庭的主要职责是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处理相关的诉讼。破产服务局主要向公众提供破产等方面的信息。我国信用修复异议处理监管职责由人民银行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承担。  6.美国、韩国及我国广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  为提高公众的诚信意识,保护自己的信用信息,各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强诚信宣传教育。在美国,监管机构和征信机构负责征信宣传教育。  FTC和CFPB成立了专门提供征信宣传教育工作的机构,利用相关的网站开设教育专栏,还为特定人群提供专项宣传教育活动。韩国主要通过引导失信主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倡导以努力工作来提高个人经济收入;对于失信行为等原因造成的个人不良信用及时进行修复。  我国牵头部门制定并大力推行征信相关宣传方案,组织进校园、社区、机关、企业等,开展涉及个人和企业信用方面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同时通过“3·15”“6·14”等主要时间节点开展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信用报告使用及异议处理等方面的宣传,并重点针对经济弱势群体进行诚信宣传教育。  7.韩国与中国信用加分和信用救助机制  (1)韩国。  一是建立个人信用加分机制。  2013年,韩国金融委员会(FSC)规定提高个人信用分数的方式,如:6个月以上没有拖欠缴费信息加5分,超过1年加10分等。  2015年,韩国金融监督院(FSS)将手机账单、公共事业账单、医疗保险等非金融信息情况纳入信用评估中。针对参与政府支持的小额信贷项目(新希望贷款、阳光贷款、微笑金融等)的所有低收入借款人,诚信偿还贷款会在评价信用等级时得到加分。  二是建立完善的信用修复救助机制。  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设立了信用恢复基金,主要是为使用该公司“不良债权整理资金”盈余设立的,该基金帮助合格申请人减免拖欠利息。韩国政府建立了价值15000亿韩元的“国民幸福基金”,可通过坏账冲销等债务重组方式及延时偿还债务等手段,帮助信用等级在6级以下、年均收入少于4000万韩元的信息主体修复信用。  三是法院提供个人信用修复措施。  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即:法院针对有偿还能力的人直接执行分期偿还计划;法院精简对于确实无偿还能力的人的个人破产程序。  (2)我国在信用救助和信用加分方面的探索。  一是地方开展个人信用评分的加分机制探索。  在“信用中国”互联网平台中苏州市和宿迁市两地有“信用分”机制。两地通过设置基础分和奖励分模式,对本市市民的个人信用计算出相应分值,市民的见义勇为、公益、无偿献血、表彰荣誉、志愿服务等良好行为作为加分项奖励。  二是特殊时期政策调整开展信用救助。  我国征信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要求信息报送者对非主观失信的信息主体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不作逾期报送,或对逾期记录调整。  三是探索开展农村信用救助。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总结辖区广元中心支行试点做法,推动政府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多部门协作、金融机构参与开展农村信用救助工作,主动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农村经济主体进行排查,以农户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为重点对象,结合“五有两无一勤劳”评分标准精准识别,并有针对性地实施特殊金融扶持政策、调整贷款期限、放宽信贷准入条件、完善征信记录关爱机制等救助措施,帮助农村困难群体重获金融支持,增强农村经济主体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重建良好信用。  三、我国信用修复存在的不足  (一)缺少信用修复专门立法  我国仅有推进探索信用修复机制的意见、相关的政策规定和地方立法制度等,另外在一些行业规定中零星地提到过信用修复,但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立法。  (二)信用修复机制较单一  目前,我国对公共信用信息的修复,失信主体只有向认定部门申请,并按照程序作出信用承诺、完成规定项整改、通过核查、接受培训、提交信用报告来进行修复。对不良信用信息的修复,信息主体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良信息大都只能在终止不良行为5年后自主更新,或是对非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良信息提出异议或投诉申请、作出自主声明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进行修复。  (三)未培育和设立信用修复机构  目前,针对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机构主要有各行业部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19年在“信用中国”公布的满足条件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而针对征信机构信息没有设立专门提供信用修复服务的机构,仅以“谁认定,谁修复”的原则提供修复,如征信中心、金融机构等。  (四)信用修复程序和方式较单一、不成系统  我国针对公共信用信息和不良信用信息的修复程序、方式不同,但与国际上成熟的信用修复相比较单一、非系统化。如缺少专业机构对信息主体提供咨询、建议、指导和协助提交修复申请,缺少专门的异议和投诉平台。针对失信主体缺乏统一完善的信用加分机制,没有信用救助基金的帮助。  四、借鉴与启示  (一)建立信用修复法律法规  根据目前我国地方性和行业性的信用修复相关实践,可先从国家层面为其提供指导,并进行规范。从部分地方和行业抓住主要失信问题和行为,规范立法进行修复。  然后根据现阶段我国征信市场发展和信用修复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已有的法律规定,吸收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建立一部适用于各行业信用修复的法律法规。规范信用修复的范围、前提条件、实施主体、操作流程,以及信用修复机构的权利义务、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等。  (二)完善相关修复机制  1.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  建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确信用修复的原则,按照“谁提供、谁受理、谁负责”和“谁主管、谁认定、谁负责”的原则,金融机构、征信机构、政府部门等信息提供者负责处理信用修复,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等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信用修复的条件和标准,监管机构负责监督规范信息修复资料、程序是否符合要求。  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信用修复标准、修复流程、办理期限、责任监督、信息安全等,促进信息主体因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  信用修复程序可分为两种:  一是信息主体因自身失信行为向信息提供者申请修复,信息提供者根据申请,审核修复资料、条件等是否符合标准,给予是否修复的回复。如可以修复,向相关部门传送修复申请并进行处理;如不能修复,告知其不能修复的原因。  二是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主动进行修复,自行更正。  2.建立争议调解、救助机制  建议监管机构或第三方机构如行业自律组织,负责调解信息主体与信息提供者对于失信行为存在的争议,提高信息主体对自身失信行为修复结果的满意度,如消保委员会受理消费者与商家在消费信用档案中认可不一致的情况。  探索完善信用救助机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可借鉴韩国政府建立信用恢复类专用基金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确救助对象标准,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充分运用政策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专项信贷风险缓释基金等增信工具,对非主观失信的信息主体采取有针对性的信用救助措施,重塑失信主体信用。  (三)培育信用修复机构  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的信用修复机制。相关部门根据地方和行业发展需要,以及信用修复发展的实际情况,增设相关职能部门或增加相关职能职责。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发挥“双牵头”作用,积极鼓励培育市场信用修复机构,明确信用修复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帮助失信主体解读信用报告、提供信用修复方案等。  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发挥监管职能,对信用修复机构进行监管。推动国内信用修复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制定严格的信用修复机构职业道德准则,维护行业的公允和稳定。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行业协会。  同时通过高校设置信用相关专业和开设信用修复相关课程来培育专业的信用修复人员,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培育信用修复从业人员,通过培训和从业资格认定来提高信用修复从业人员的素质。  (四)丰富信用修复方式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拓宽信用修复渠道,增加互联网申请、电话申请、传真申请等方式。同时积极探索利用支付宝、微信、商业银行APP等方式申请信用修复。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自己的修复系统,建议利用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搭建一个统一的信用修复平台,如美国的e-OSCAR异议处理平台,将信息主体、修复机构、三方机构、监管机构纳入平台,不仅可以统一信用修复标准、规范信用修复流程,实现信用信息共享,还可以降低信用修复成本,提高信用修复效率。(作者:何永川、熊心伟、刘洪霞、黄清林、庞凤翥,中国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本文来自于《征信》202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陈勇.个人不良信用修复机制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福建金融,2014(7):39-42.  [2]王秋香.借鉴美国经验完善我国个人信用修复机制[J].征信,2015(10):62-65.  [3]金志坚,王凯.美国个人征信修复的主要做法及经验启示[J].金融纵横,2016(11):95-98.  [4]袁庆春.个人信用重建的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17(23):82-83.  [5]张培元.“信用修复”也是一种生态修复[N].贵州日报,2019-07-19(006).  [6]周菊.“信用修复机制”给失信者留弥补空间[N].江苏经济报,2019-07-19(A02).  [7]陈其忠.我国企业信用修复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  [8]杜奕奕.我国企业信用修复现状与对策分析[J].企业管理,2019(8):113-115.  [9]童岚冉.信用修复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9.  [10]徐志明,熊光明.对完善我国信用修复制度的思考[J].征信,2019(3):38-42.  [11]康贞花.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特色及对中国的立法启示[J].延边大学学报,2012(8):66-72.  [12]杨岩,王薇.借鉴美国经验完善我国征信信息主体投诉机制[J].征信,2015(10):64-66.
    03/22 信用修复
  • 解读|市场监管总局拟修订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办法 列入黑名单者不得参与政府采购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公布《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3月12日。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对于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行政裁决,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实施“黑名单”管理制度。一旦被列入“黑名单”的失信企业,将“享受”以下待遇: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在审查登记注册、备案和行政许可、资质、资格时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实施相应的任职资格限制或者行业禁入措施;不得适用告知承诺等基于企业诚信的便利措施;不得授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荣誉称号、表彰奖励;不得委托其承担政府采购项目;等等。业内认为,此举“堪称最严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制度”。  完善名单管理制度  发挥信用监管效能  “强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促使失信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规矩,实现‘利剑高悬、强化惩戒’,对于切实提升市场监管效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健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是市场监管部门信用监管的重要抓手。据了解,《征求意见稿》对于被列入“黑名单”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使出了“霹雳手段”,如成为监管机构的重点监管对象、实施行业禁入等,而更让失信企业感到“胆寒”的是,不得委托其承担政府采购项目——这招可谓抓住了很多企业的“命门”。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与其他有关部门互联共享,建立健全信息查询、应用和反馈机制,推进共享共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让那些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逃无可逃”。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修订是建立规范统一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的客观需要。目前,市场监管部门严重违法失信管理制度散见于原工商总局、原质检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客观存在法律层级、标准、程序等方面不统一的问题。  “信用监管作为贯穿市场监管各业务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应当统一整合市场监管领域严重违法失信情形,建立规范统一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实现列入标准、程序、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的法制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信用监管基础性作用。”该负责人说。  同时,此次修订也是完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的迫切需要。随着监管理念更新和职能转变新要求,原有规定显现出不相适应的问题。如“严重失信行为”列入情形不全面、列入标准不尽科学、送达告知程序不完备、过罚不当和信用修复机制不健全等。通过审慎调整列入情形、科学规范列入标准、完善送达和听证程序、健全信用修复机制等,健全完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信用监管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采访中,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从实践上看,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现象,遏制失信蔓延与加深的势头。通过对不诚信企业进行披露,可以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建立黑名单就像是在市场上立一块公开的告示牌,对黑名单中的企业能够有很好的约束和矫正作用,对心存侥幸的企业则有警醒作用。”  明确列入名单情形  14种行为符合条件  《征求意见稿》对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列入情形,制订了严格而明确的标准,即原则上均为违反市场监管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决定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情形。对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不得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原则上均为市场监管各业务领域严重违法失信情形,一般违法失信情形不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法治日报》记者发现,《征求意见稿》按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且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公信力这三种情形,明确列出了符合“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表现。  其中,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包括八种行为:  使用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超过保质期的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生产、销售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肉类制品的;生产、销售病死、毒死及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非法采购、加工野生动物的。  违法生产、销售国家有特殊管理要求的药品(疫苗);生产、进口、销售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疫苗)的。  生产、销售未经注册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  生产、销售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婴幼儿和儿童化妆品的。  销售、出租、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的;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进行充装的。  超出许可范围进行检验、检测、认证的;出具虚假或者严重失实的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结论的;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性活动中使用被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的。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  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包括四种行为:  预收费用后出现关门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企业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站公告30日后,仍无法取得联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组织、策划传销或者为传销提供便利条件的。  被决定永久停止受理商标代理业务的;恶意商标申请的;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的。  从事无证无照生产经营的;被吊销、撤销行政许可、备案、资质、资格的。  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且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公信力的行为包括两种行为:  确认存在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隐患或缺陷,未停止生产、销售或者进口产品,经责令召回仍拒不召回,违反召回义务的。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经责令改正仍拒不改正的。  惩戒和教育相结合  年满3年可以移出  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惩戒和教育相结合、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允许当事人在纠正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后进行信用修复,给予其重塑信用、改过自新的机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满3年后即可由市场监管部门移出。同时,明确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届满1年后即可申请信用修复。业内认为,此举既使失信当事人受到警醒,接受教育,确保有效惩戒,又保护了当事人信用修复权益。  但是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信用修复: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两次及以上的;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被限制或禁止行业准入期限尚未届满的。  此外,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当事人履行公示义务后申请移出的,由登记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将其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信用监管和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本质上是要形成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局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认为,信用修复机制是一种允许失信主体实行自我纠错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这一机制的实施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失信主体主动改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社会不良影响和提升信用水平,对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出台了相关“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机制”的政策文件,比如四川、山东、北京等地。  对此,施正文认为,由于当前我国的信用法尚未出台,信用修复工作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撑和执行标准,各地开展信用修复工作的形式不尽相同,实际效果也参差不齐。“我国的信用修复工作刚刚起步,信用修复过程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企业信用修复工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修复认定不严谨、修复事项不明确及修复结果不互认等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信用修复内涵,统一信用修复标准,规范信用修复流程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03/03 信用修复
  • 解读|《海州区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监督管理办法》
      为深入推进海州区城市管理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近日,《海州区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对社会法人、自然人在一个自然年内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将被纳入征信系统,采取记分制度,进行分类管理、联合惩戒。情节严重将被列入“黑名单”,公示期间不能享受各类优惠政策。  据海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特别在违法建设和市容环卫管理领域,由于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轻,形成了违法、处罚、再违法的不良循环。其次,在城市管理领域,特别是在违法建设、市容秩序、环境卫生管理等领域,轻微违法现象普遍多发,采取行政处罚等强制措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出台《办法》十分必要。”  《办法》规定失信行为按照管理类型主要分为违法建设、市容管理、环境卫生三类。失信行为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一般失信、较重失信和严重失信三个等级。《办法》将对社会法人、自然人违反城市管理行为的失信记录纳入征信系统(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采取记分制度,进行分类管理、联合惩戒。  所谓的记分制度,就是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记分达到30分(含)以下的,列入一般失信行为;累计记分达到30分以上,60分(含)以下的,列入较重失信行为;累计记分达到60分以上,列入严重失信行为。  “在城管执法领域,大部分是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轻微违法行为,本着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针对大部分简易案件,行政处理的同时通过《办法》对当事人符合一般失信行为通过诚信提醒、约谈,督促当事人自行改正。”据海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达到较重或严重失信行为的将列入失信人员“黑名单”。这些失信人员将来参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会带来不便。比如,将来乘车出行、贷款买房、孩子入学,或者企业主将来参加政府工程的招投标等,都被列为禁入的行列。  《办法》同时明确,城管执法相对人非因主观故意初次发生失信行为,已整改到位且在整改期间未发生失信行为,或者一个自然年内参加城管志愿服务活动满30小时以上等情形,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实施信用修复,真正实现“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碰壁”。
    03/01 信用修复
  • 解读|科研诚信建设现状与对策分析
      摘要:为治理学术不端问题,加强科研诚信建设,2018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制度,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学术不端,政策之密集,手段之严厉,措施之全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同时,国家深入推进科研管理与学术评价机制改革,力图从制度根源上解决学术不端问题。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在学术界的支持和努力下,学术不端治理成效显著,科研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正在形成。此外,为了巩固成绩,进一步强化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应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局。  关键词:科研诚信;信用体系;科研管理  我国学术界的风气总体是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够潜心钻研、严谨治学,但学术不端行为依然存在。相关部门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制度,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学术不端,政策之密集,手段之严厉,措施之全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同时,国家深入推进科研管理与学术评价机制改革,力图从制度根源上解决学术不端问题。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在学术界的支持和努力下,学术不端治理成效显著,科研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正在形成。  1、科研诚信制度体系日趋健全  《若干意见》是我国科研诚信建设领域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自然》杂志两次做出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越来越强硬”“新规是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处置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强打击措施”,称赞“中国在解决科学欺诈问题上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  2018年11月,中组部、发改委、科技部等41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  对科研诚信建设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其中43条的惩罚规定,不论单位或是个人,严重的失信行为若是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严厉惩罚是一方面,还将在公务员招录、银行贷款、企业上市、工程招标等领域受到社会性惩罚。为治理学术不端问题提供了“杀手锏”,是迄今为止打击学术不端问题最有力的武器。  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这是将治理学术不端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科研诚信建设的高度重视。  2019年6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针对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中违背科研诚信、破坏学术公平的不良歪风,以“零容忍”的态度,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特别强的规定和措施。  2、深入开展了学术不端治理与科研诚信建设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各管理部门、高校、科研单位狠抓科研诚信建设系列文件制度的落实,大力开展学术不端治理,深入推进学术评价改革,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突破、全面开花的局面。  各管理部门、高校、科研单位狠抓科研诚信建设系列文件制度的落实,大力开展学术不端治理,深入推进学术评价改革,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突破、全面开花的局面。  教育部开展了对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的治理,加强了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管理,一旦查出,随时追缴已获得的毕业证书并给予注销和撤销。教育部还提出将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督查处力度,开展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教育部还发布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及培养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将在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管理方面做出更加严格的规范要求,对不能完成论文、达不到毕业标准的研究生做出退学处理。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加强了对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科研诚信管理。2018年12月发布的《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强调:申报者“不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五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  在学术期刊领域,2019年5月,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这是我国第一个学术不端行业标准,它界定了期刊论文作者、编辑者、审稿专家三方可能涉及的学术造假行为,并对剽窃、篡改、伪造、一稿多投、重复发表、不当署名等术语进行了重新定义,为治理期刊领域的学术不端问题提供了规范性依据。201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83家学术期刊联合发表声明,强调社科院所属学术期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版面费、审稿费,抵制任何形式的人情稿、关系稿、有偿稿,并公布了83种学术类期刊的投稿网址、电子信箱以及监督电话。  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2019年8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发了《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办法(试行)》,目的是在上海市健全预防与惩治并举的工作机制,营造诚实守信的科研环境。部分高校还积极建立完善学术评价制度,为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019年4月,清华大学出台了《关于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若干意见》,发布了新修订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了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的硬性指标。在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上,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的唯一依据。这是国内首家不再将发表论文作为博士学位限制条件的重点高校。  3、进一步强化科研诚信建设的建议  近两年来,国家对学术不端问题的治理力度前所未有,对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当前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的特点与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研诚信问题时有发生;  二是科研诚信问题复杂多样;  三是个别诚信问题影响恶劣、性质严重;  四是学术上的“潜规则”不能遗漏;  五是学术不端取证难、处理不严;  六是学术不端在网络上曝光的较多。  近两年来,国家对学术不端问题的治理力度前所未有,对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为防止学术不端的行为死灰复燃,避免“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应进一步探索科研诚信建设,形成治理的长效机制。针对当前学术不端治理与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不足,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3.1保持打击学术不端的高压态势  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术不端治理工作,今后应当处理好对待学术不端问题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建议将2018年5月《若干意见》的颁发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对于在此前后发生的学术不端案件,实行区别对待。在此之前发生的,可以视为存量,考虑其发生时存在制度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在处理上可以酌情放宽;在此之后发生的,可以视为增量,是在制度严格、规定明确的情况下发生的,属于明知故犯、“顶风作案”,应当严肃处理。我们应将打击重点放在学术不端的增量上。  3.2进一步发挥好媒体的作用  实践证明,大众传媒在打击学术不端、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方面做得好的媒体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澎湃新闻等,近年来有将近一半的学术不端案件,是由这些媒体曝光的。通过媒体报道,形成大众舆论,倒逼学术不端涉事人所在单位采取行动,开展调查和处理。今后应当完善媒体参与学术不端问题报道的制度和机制,各单位调查学术不端案件的过程,要全程向媒体公开,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调查处理的结果,不能满足于内部消化,而应当在媒体上公布。  3.3加强科研诚信独立调查委员会建设  《若干意见》规定,“自然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科技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赋予了科技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职权。为更好地发挥科技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诚信办的指导和监督职责,发生学术不端问题的单位应在第一时间报告情况,并及时报告调查处理的进展及结果。  目前这样的信息沟通机制尚未建立,科技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通过媒体报道来了解学术不端案件的曝光、调查和处理情况,这不利于其发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在责任单位对学术不端案件调查处理不力,或者举报人对调查处理结果存有异议时,科技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当及时介入,监督问责,必要时组建跨部门的联合调查组直接开展调查。  3.4加快科研管理与人才评价改革措施落地  解决科研诚信问题,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管理与人才评价体制机制。2018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改革科研管理与人才评价的制度和文件,部分得到了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有不少尚未得到落实。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3月“两会”上强调:“要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上下功夫,决不能让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  一些好的改革思路和政策之所以没有落地,除了一些部门不愿放权外,还与未能找到既人性化又能够有效管理的办法有关。如何解决在科研管理和人才评价问题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建立起既符合科研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又体现公平公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考验着管理部门的智慧,也考验着科研人员的诚信。  3.5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立法顶层设计  目前针对科研诚信建设的措施还基本停留在政策与制度层面,同时缺乏刑事立法。如一些中介公司从事论文代写、代发活动,严重扰乱了学术出版秩序,也助长了学术不端之风,但目前只能按照行政法规进行处罚,力度小,威慑力有限。随着我国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科技领域的失范、失控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与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2018年底引发轩然大波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我国科研伦理建设敲响了警钟。通过加强科技伦理的研究和建设,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避免少数“科学狂人”冒险行为给国家乃至人类造成的危害,应当尽快提上有关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只有加强对学术不端、科技伦理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填补该领域理论、制度和立法上的空白,才能更好地促进科研诚信,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科研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谷业凯推动科研诚信管理专业化常态化———专家解读“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之一[J].区域治理,2019,(14).  [2]周国辉.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J].浙江学刊,2018,(5).  [3]李白薇.设科技强国,科研诚信不能缺位[J].中国科技奖励,2018,(8).  [4]陈磊.加强顶层设计预防学术不端[EB/OL].https://legal.gmw.cn/2020-06/30/content_33951058.htm,2020-06-30.  [5]陈瑜,李艳,唐婷,等.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了哪些科技关键词?[J].中国科技财富,2019,(3).  [6]新华社.严重违背科研诚信终身追责[EB/OL].https://dy.163.com/article/DJ476LU205129QAF.html,2018-05-31.  (注:本文转自《现代商贸工业》2021年第7期;作者:詹克钰。)
    02/23 信用修复
  • 解读|《关于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
      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品牌建设,作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指示。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着力打造中国品牌的战略部署。  区域品牌建设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我省区域品牌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还不适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按照省政府提出的“共建共享‘好品山东’,形成‘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体系,助力‘鲁字号’产品和服务赢得口碑、开拓市场、品行天下”要求,省市场监管局抽调力量组成工作专班,研究起草了《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先后两次共向18个省直部门征求了意见,报经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二、把握的主要原则  在起草中,重点把握了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品牌培育动力。发挥政府推动作用,优化政策供给,提高公共项目管理水平,营造共建共享的品牌生态环境。  二是坚持质量至上,诚信为本。建立“好品山东”标准体系,引领“好品山东”质量提升。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社会认可。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强技术、标准、质量、品牌管理创新,发挥“好品山东”品牌“雁阵效应”,赢得市场和消费者认可。  四是坚持统筹规划,分类实施。加强对“好品山东”建设的顶层设计,完善工作机制,对行业、企业和产品分类指导,梯次推进“好品山东”建设。  三、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包括总体任务、主要措施、组织保障三部分共12项内容,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我省“好品山东”建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审慎、严谨、科学,广泛听取了意见,并多方论证,提出打造“好品山东”区域品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品牌体系、标准体系建设,夯实技术、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健全评价机制、宣传推广机制,支撑区域品牌的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把“好品山东”打造成质量管理的“健康证”、市场经济的“信用证”、经贸往来的“通行证”,提升品质、传递信任、扩大影响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二是聚焦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首要任务。在任务安排上,紧贴品牌高端化发展的需要,提出做优存量,做强增量,强调整体规划,形成品牌建设合力。在全国创新区域品牌建设模式,提出将区域品牌建设由某一产业、某一领域,扩展至涵盖三大产业、各领域,对依据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产生的品牌,纳入“好品山东”品牌体系,使用“好品山东”标识,在深度融合中,放大品牌效应,实现品牌高端提价值,打造区域品牌新优势。  三是构建了全链条生态发展培育支撑。围绕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提出构建品牌体系,强化品牌的系统性、完整性、层次性;提出打造标准体系,引领品牌的前瞻性、规范性、统一性;提出夯实技术支撑,展现品牌的创造力、引领力、带动力;提出完善质量基础设施,促进品牌的资源整合力高、要素配置效率高、质量竞争力高;提出创新评价体制,保障品牌的公平性强、公信力强、参与度强;提出做好宣传推广,确保品牌的运营力强、传播力强、关联度强、市场竞争力强。  四是立足特色优势明确具体可行的目标。在总体目标的设定上,结合近5年相关工作的经验和成效,充分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好品山东”建设的重点领域,反复论证,实事求是,提出了到2025年,竞争力位居全国区域品牌前列,到2030年,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品牌这具有科学性、全局性的目标。根据总体目标,提出了重点领域的量化目标,上有大目标、下有小目标,紧密衔接。目标强调竞争性,形成了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五是细化强化更加有力的推进措施。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充分发挥质量强省办对牵头事项“一牵到底”的作用,加强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细。提出强化政策支持、严格品牌监管,促进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好品山东”建设的持续性,倒逼获得“好品山东”品牌资格的主体,珍惜、维护良好品牌形象。提出加强权益保护,支持“好品山东”市场主体海外贸易合法维权,消除“走出去”疑虑,扩大海外影响力。  相关文件: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建共享“好品山东”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02/22 信用修复
  • 解读|树立诚信诉讼的鲜明导向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量逐年上升,类型日趋复杂,隐蔽性更强,给识别和防范带来困难。特别是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虚构事实与证据,使案件表面上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办案人员即使怀疑存在虚假诉讼,有时也很难取得确切证据。  虚假诉讼的危害不容小觑。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意图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裁定、调解,一旦得逞,不仅严重损害其他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亵渎庄严的法律,把国家治理的公器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一些黑恶势力正是通过虚假诉讼实施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安宁。虚假诉讼如果不能遏制,还可能损害社会诚信,导致道德滑坡,破坏营商环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虚假诉讼罪,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司法文件、司法解释。全国各级法院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果断对虚假诉讼亮剑,通过罚款、拘留甚至刑事措施,严厉打击虚假诉讼,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  治理虚假诉讼,司法机关是最重要的防线,应该通过主动履行审判职能,不断健全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办案的法律制度,用严格的程序和制度,确保裁判结果符合实质正义,办理过程符合程序公正。  具体而言,在法院内部,应该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充分发挥“立案预防、审判核查、执行反馈”的立体防范机制的作用;从法院外部,应该加强和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执法司法部门间的合作联动,建立与金融、交通、房产、财税、市场监管等行业部门的协作机制。同时,注重发挥司法大数据的作用,从诉讼主体、诉讼案由、诉讼标的、诉讼主张、诉讼证据等多个方面,精准识别虚假诉讼。  实践中,不少虚假诉讼案件中都有律师、公证人员、会计人员的参与。应该加强相关行业的自律建设。对专业人员参与虚假诉讼的要依法从严处罚,实行职业黑名单、职业禁入等制度。要建立健全市场主体的征信记录、市场准入等制度,让失信诉讼参与人受到应有的惩戒。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树立诚信诉讼的鲜明导向,才能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秩序、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公平公正的规则和违法必究的结果,切实保护各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才能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构建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02/22 信用修复
  • 解读|用信用赋能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在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讲话时提出,要聚焦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聚焦重点监管领域强化信用约束,聚焦企业信用水平与企业市场利益的密切正向关联规律,聚焦信用监管与“双随机”抽查的统筹运用。如何贯彻落实张工局长的讲话精神,用信用赋能市场监管,努力构建长效治本机制?本报刊发一组基层市场监管干部撰写的稿件,以飨读者。  不断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建设  近年来,一些地方滥用信用措施,将闯红灯、垃圾错误分类、随地吐痰等列入信用监管范畴,初衷或许是好的,但实际成效往往不明显,不仅不能解决相关问题,还拖累了信用体系建设,更与依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对于公权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在缺少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作为支撑依据的情况下,仅靠单个部门文件或规章对社会大众施行信用惩戒,显然与依法治国的理念不符。因此,必须坚持立法先行,进一步完善信用监管制度建设。  一是加快推动制定涉及信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条例办法,而不是把信用当成一个框,什么难管就往里面装。在依法治理的同时,必须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构建政府引导和行业自律的信用体系建设格局,制定涉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全国统一标准、全国统一尺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白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允许的,进一步夯实诚信体系建设长效机制。  三是做好相关法规制度的宣传解读,按“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各级各部门积极向社会开展涉信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组织各新闻媒体广泛参与报道,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形成“诚实守信者荣,失信败德者耻”的大格局。  贵州省毕节市市场监管局田光宇  完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  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准入条件逐渐放宽和优化,市场主体总量激增,人民群众对监管执法的要求日益提高,有限的监管资源和不断增长的监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化解这个矛盾,需要改进市场监管工作机制,创新监管方式,推行以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为基础的信用监管体系,把有限的监管力量更多地集中到风险较高以及违法失信主体上。只有运用科学化、智能化、高效益的监管手段,才能满足现代市场监管形势的需要。推进完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体制,是化解监管需求矛盾的有效手段。  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是解决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与相对滞后的法律体系建设之间、大量市场主体与有限的执法资源之间、潜在的市场风险与相对落后的监管手段之间矛盾的有效实现路径。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对市场主体相关信息数据分析研判,提供风险分类监管参考指标,可实现预防性的事中监管和重点监管,不仅起到对违规失信主体的信用约束和惩戒作用,还能对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执法权力实行社会监督,亦能为守信主体提供更好的创业发展环境,从而提高有限执法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行业主体自律,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云南省昭通市市场监管局温纯钢  信用监管离不开信用数据  信用监管是新型市场监管机制的核心。围绕核心做好市场监管工作,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和工作范式。信用监管,顾名思义是依据信用情况开展监管,工作中应遵循以下逻辑:  一是信用数据的归集。将相关信用信息记于市场主体名下,形成多维度反映市场主体信用情况的精确画像。“多维”意味信用数据不应只来源于政府部门的记录。应按照“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社会监督”社会共治的框架来规划安排,拓宽信用信息归集范围和渠道,提升信用信息的精确性、全面性,减少数据偏差带来的信息谬误。  二是信用数据的分类。多维信用数据记于名下只解决了形成“初步印象”的问题,在采取决策和相关监管措施之前,大量市场主体的信用情况以初步印象呈现是不够的,必须对相关数据区分、归类,形成信用信息判定结果,才能作为监管决策依据。对于市场信用信息分类,可以基于行政处罚权力清单、基于经营范围的行业分类、基于职权事项的责任清单、基于大数据信用风险、基于经营住所的空间属地等维度,开展多角度分析。  三是信用数据的精准应用。形成信用分类结果后,必须根据权责分工让监管部门掌握监管对象相关信息,做到及时响应,迅速行动。需构建应用场景,进行流程完整性设计,同时建立信用分类信息应用反馈机制,形成整体协调顺畅、信息流输入输出完整闭环的信用监管模式。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程秀丽  加快企业信用立法步伐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对信用监管法治化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在信用监管领域仅有《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一部法规,不能满足在新形势下建设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的需要。因此,加快企业信用立法脚步,提高市场监管部门信用监管制度的法律位阶,成为市场监管人的唯一选择。  一是尽快出台《企业信息公示条例》。进一步确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法律地位,明确信用信息公示的权利和义务。  二是研究制定信用惩戒条例。完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制度,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有力有效的惩戒手段。  三是制定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修复制度。设定失信主体的信用修复标准和操作程序,为失信市场主体提供修复信用的渠道。  四是建立信用监管尽职免责制度。为全国市场监管干部鼓劲撑腰,让监管干部敢担当、敢作为,想干事、能干事。
    02/09 信用修复
  • 解读|三举措夯实事业单位信用监管
      为优化事业单位管理,更加突出事中事后监管,高密编办积极探索,进一步夯实事业单位信用监管。  一是完善归纳信用信息。严格按照《事业单位管理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规范开展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对已核准登记的有关事项及时向社会公告,不断完善年度报告公示、查询与投诉举报制度,建立健全事业单位法人信用信息台账。  二是及时开展随机检查。积极开展事业单位法人信息公示情况抽查,根据事业单位登记和年度报告公示情况,每年度分两批次组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按比例随机抽取单位进行实地检查,检查结果按照《山东省事业单位法人异常信息办法》有关规定,符合异常情形的,列入异常信息。  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及时公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信息、列入异常信息事业单位及情形,强化社会监督,切实发挥信用监管的激励约束作用。加强与事业单位监督管理联席会议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共享制度,探索联合信用监管工作机制。
    02/01 信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