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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用之花结硕果 凝心聚力谱新篇——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回顾
      “十三五”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以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为目标,以健全信用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为基础,以覆盖全区所有社会主体、所有行业领域的信用信息系统为支撑,以构建责任明晰、协同共进的工作体系和敢于担当、善作善成的工作队伍为保障的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为开启“十四五”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7月8日,自治区政府组织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图为会议现场  一、构建三大工作体系,推动信用建设共治共享  (一)健全三级工作管理机制,扎实有序推进诚信建设。完备的组织架构是工作开展的前提,“十三五”时期,我区构建形成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体系,为工作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自治区层面,成立了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向发力,将信用体系建设纳入本领域、本系统业务范畴,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让信用建设在各领域同步开展。盟市层面,按照自治区的工作部署,各盟市均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明确了牵头部门,设立了专门工作机构,确定专职工作人员,为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旗县层面,与自治区、盟市同频共振,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地见效,将信用建设融入基层治理各个领域,让信用政策惠及所有社会主体。  (二)建立三级平台运行机制,全面实现信息归集共享。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是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的基础,建立覆盖全部地区、所有行业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平台,打通地区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渠道,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十三五”期间,由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建设运维的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圆满完成两期建设任务,构建起“上联国家、下通盟市、横贯部门”的全区信息共享交换枢纽和信用大数据应用中心,实现了全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信用信息归集全覆盖,形成了全量归集、深度融合的海量信用信息资源。依托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全区12个盟市及部分旗、县(市、区)分别建立了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信用信息平台,自治区市场监管、税务、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建立起本行业的信用信息系统,内蒙古三级信用信息平台架构已基本形成,为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信用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和应用服务。  (三)完善三级任务调度机制,共同推动工作落地实施。为保障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十三五”期间,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全面传达贯彻国家和自治区决策部署,按年度制定全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细化分解任务,明确完成时限,并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各盟市、各部门承上启下,做好工作衔接和协调推进,按照职责分工,全力开展本地区、本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各旗、县(市、区)在落实具体工作任务的基础上,通过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调度系统,及时梳理上报工作开展情况。目前,我区已经形成了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信用工作微信群矩阵共125个工作群,成员达6000余人。通过微信群矩阵实时了解基层工作情况,提供有效服务,纠正工作偏差,凝聚工作合力。  二、完善法规政策体系,绘就信用发展宏伟蓝图  (一)地方法规为信用工作保驾护航。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2020年3月,《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被列入当年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并于2021年初通过自治区人大审议,同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区第一部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内蒙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二)规划引领为信用工作谋划全局。内蒙古全面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持续完善法规制度,优化信用信息系统,强化信用信息归集,深入开展信用信息应用,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2021年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构建与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绘就了宏伟蓝图。  (三)配套制度为信用工作谋深谋实。“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80余件文件,制定了《信用信息征集共享管理规范》《企业综合信用等级评价规范》等15项地方标准。全区各地、各部门除积极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外,在规划制定和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实践,制定形成了一批地区和行业性规划计划和制度规范,多层次的政策制度体系已经形成并日益完善。  三、优化业务结构体系,推动信用建设提质增效  “十三五”期间,我区以信用信息全量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用信息广泛应用为目标,以培育信用市场为动力,以诚信宣传教育为抓手,以健全救济渠道为补充,全面构建起目标明确、施策精准、流程规范的闭环式信用工作业务体系。  (一)信息归集能力持续提高。“十三五”时期,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具备了对全区所有社会主体开展信用档案建设和与各盟市开展批量数据共享、与区直部门开展数据接口共享的能力,累计归集全区528万市场主体、3.1万机关事业单位、2.4万社会组织、2008万自然人的信用信息共计2.9亿条,为加快推进全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管理和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信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各地、各部门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嵌入信用查询环节,显著提高了信用记录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为全面推进守信激励的服务模式向社会各领域延伸,我区创新推出了“蒙享贷”“蒙享租”“蒙享销”等“蒙享+”信用激励系列品牌,助力企业实现“创业之梦、发展之梦”。  (三)信用救济渠道完善畅通。加强对失信主体的引导教育,鼓励其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是信用联合奖惩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五”时期,依托“信用中国(内蒙古)”网站,我区为失信信息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信用修复和异议申诉渠道,全力保障失信主体的合法权益。截止“十三五”末,累计为符合条件的3685个(次)失信主体进行了信用修复。  (四)信用服务市场持续扩大。我区不断注重培育发展信用服务市场,现在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推动、行业协同推进、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格局。全区现有备案信用服务机构4家,出具信用评价报告149份,涉及建筑、信息技术、物业服务等十余个行业。  (五)典型示范引领成效显著。我区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启动实施了自治区诚信典型选树工作。“十三五”期间,共选树8批1195家诚信典型企业,显著提高了各类社会主体重视信用、维护信用,自觉抵制失信行为的思想水平,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六)创新融资模式惠民便企。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依托“蒙享贷”融资服务平台和微信小程序,助力诚信企业发展。目前“蒙享贷”平台已注册企业5.9万家、金融机构153家、行业协会(商会)119家、评估机构15家,发布金融产品127个、保险产品12个、融资项目8万余个,累计授信额度达26亿元。  (七)信用宣传教育深入人心。信用宣传是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营造崇尚诚信、践行诚信舆论氛围的重要抓手,内蒙古在宣传渠道、宣传内容、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信用宣传体系。“十三五”期间,我区通过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超过1200次,开展现场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万份。  “十四五”时期是自治区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大有可为。内蒙古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高质量社会信用体系为目标,不断规范和完善信用监管机制,着力加强重点领域信用建设,全力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化水平,更好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在支撑“放管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构建与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
    11/09 信用研究
  • 两会闭幕 带你速览 “信用”热点!
    信用立法代表、委员建议制定:《社会信用法》《征信管理法》《失信惩戒条例》《信用建设促进法》《公民信用法》信用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姜卫东:严格落实信用体系有关政策全国政协委员沈国军:法院应细化信用惩戒分级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李正国:规范使用“黑名单”建立信用修复救济制度全国政协委员尚福林:夯实信用基础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尤立增:加大对失信人员惩戒力度全国人大代表罗卫红:不要把“芝麻大”的小事纳入失信行为全国人大代表黄建平:知识产权信用惩戒入法,为企业创新发展护航全国人大代表蔡细春:开展家政服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建议将侵犯妇女权益主体纳入信用体系诚信建设全国政协委员陈红天:将“新官理旧账”纳入政府评价考核体系,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彪: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全社会应将“诚信”教育作为国民道德素质建设重点全国人大代表张兴海:网约车平台违法违规经营活动应纳入企业及个人诚信管理体系全国人大代表雷军:推进知识产权诚信,落实新发展理念全国人大代表甘华田:加快推进科研诚信立法,用法律严惩学术不端信用监管全国政协常委马正其:强化信用监管与智慧监管全国人大代表姚劲波:完善信用评价体系民进中央:加强准入管理和信用管理企业信用全国人大代表张近东:推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赖秀福:完善企业信用机制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全国政协委员莫天全: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级体系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莫天全:加快推进中国-东盟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南存辉: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信用服务全国人大代表吴列进:支持信用服务产业化发展民进中央:加大对住房租赁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全国政协常委解学智:构建企业一体化的信贷服务体系全国人大代表刘建洋:发挥政府增信作用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个人信息保护全国政协委员郭卫民:《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代表杨元庆:加强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执法力度
    03/15 信用研究
  • 当代中国青年诚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作者简介:张会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100089张会杰(1985-),男,河南郸城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青年诚信建设。  内容提要:青年诚信建设意义重大。通过调研发现,我国青年诚信建设领导机制基本建立、数据的汇集和共享不断推进、守信联合激励机制不断完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开展。但政策支持的环境还有待优化、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缓慢、青年诚信建设资金保障普遍不足、相关理论研究和调研不够充分是当代中国青年诚信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推动青年诚信建设,既需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专业智库的作用。  关键词:青年;诚信;问题;对策  标题注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智库重点项目“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制度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4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303(2019)04-0096-07  青年诚信建设是一项党政关心、社会关注、青年关切的重大工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青年诚信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青年诚信意识和提升青年信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以来,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成立青年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近期,通过征求有关部委领导、征信服务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专题座谈会,并赴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实地调研,对共青团31个省(***、直辖市)委,以及***生产建设兵团团委的实践情况开展问卷调查①,总结了地方开展青年诚信建设工作的进展,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青年诚信建设的现状  (一)青年诚信建设组织领导机制基本建立  调查发现,27个地方基本建立了青年诚信建设组织领导机制,其中,21个地方成立了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6个地方虽未成立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但是将统筹推进青年诚信建设工作纳入相关部门履行职能或纳入相关计划。  成立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新组建式,即直接由省(***、直辖市)发改委和人民银行支行(分行)作为组长单位,其他地方部门作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团省委;另一种是嵌入式,即将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纳入本省(***、直辖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框架下,成立青年诚信建设专责(专项)小组。  (二)青年诚信建设数据的汇集和共享不断推进  调查发现,28个地方团委积极推动汇集青年诚信建设数据工作,其中,17个运用志愿中国系统汇集,11个运用本地青年志愿系统汇集。截至2018年12月底,志愿中国系统共汇集7000余万青年注册志愿者基础信息。②  调查发现,24个地方团委积极推动青年诚信建设相关系统互联互通,其中,22个地方青年信用信息数据实现了与志愿中国系统的互联互通,8个地方同时实现了与志愿中国系统和本地公共信息系统的互联共通,1个地方同时实现了志愿中国系统、本地公共信息系统和人民银行系统的互联共通。按照青年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各地方青年诚信基础数据未来要全部实现与“志愿中国”系统的互联互通。  (三)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机制不断完善  调研发现,共有27个地方团省(市)委陆续提供发布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措施。例如,浙江省提供了21项激励措施,广东省提供了50项激励措施,上海市提供了158项激励措施(总值超过4.24亿元),激励措施主要覆盖学习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金融租赁、文化生活等领域。对优秀青年实施守信联合激励,是凝聚引导青年践行诚信的具体方式,也是服务支持青年成长发展的具体载体。例如,针对青年租房难、租房贵的难题,“上海青年守信安居计划”(入选国家发改委“全国首届联合奖惩十大典型案例”、获评“上海十大优秀信用案例”)计划在三年内为优秀守信青年累计提供优惠长租公寓5.5万套,截止到目前,已经有8位守信激励对象免费签约入住1年。  除此之外,有些地方也推出了“青年守信荣誉证”。例如,上海市发布了“上海青年守信荣誉证”,荣誉证是包含青年实名制信息以及个人唯一的志愿者编码的星级认证证书。目前,上海市正在加快研究设计荣誉证的应用场景,让守信青年随时“亮证”,让守信激励措施落地更加便捷。也有其他地方建立了青年守信红名单制度,例如,2017年,浙江省发布了首批青年守信联合激励红名单,244名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五星级青年志愿者入选。  (四)青年诚信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开展  27个地方团委积极开展青年诚信宣传教育活动,主要形式包括“诚信宣传节日”“诚信点亮中国”等,还有13个地方团委组织开展了青年诚信建设特色活动,主要包括“进校园”“诚信签名”“信用示范户评定”“诚信跑”“公交宣讲”等。以江苏省为例,2017年,由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其他相关部门主办了2017海选“我们身边的好青年”宣传教育活动,该活动旨在引导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江苏好青年。依据“坚持诚信为本,言而有信,诚实不欺,在生产经营、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信守承诺,在社会上有着优良口碑”的评选标准,评选出20位来自各个领域的“诚实守信好青年”;并深入学校、企业、社区等青年集聚场所与广大青年面对面,组织江苏好青年公益行活动,充分发挥江苏好青年的示范带动作用,影响带动更多青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二、青年诚信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支持的环境还有待优化  首先,地方出台青年守信联合激励等政策还比较少。调查发现,21个地方团委认为地方政策支持不够。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关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发改财金[2016]2012号)、《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青联发[2016]12号),仅有广东、江苏、浙江、陕西、甘肃、内蒙古6个地方出台了地方版的“行动计划”或“实施意见”。③地方版的“行动计划”或“实施意见”是推动青年守信联合激励的重要政策和制度基础,也是推动青年诚信建设制度化的重要表现。  其次,如何保障已出台的地方政策落实也缺乏相应约束和规定。调查发现,签署地方版“行动计划”相关政府部门多数根据部门实际情况积极出台落实激励措施细则,但仍有部分政府部门提供的激励措施还没落实到位。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机制是青年诚信建设的关键环节,政府部门提供激励措施开展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是发挥政府部门在诚信社会治理中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部分政府部门落实激励措施进展缓慢一方面反映了对青年诚信建设甚至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说明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二)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缓慢  首先,不少地方还未启动开展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工作。全面、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是深入推进青年诚信建设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环节。调查发现,仅有8个地方正在牵头或参与研发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21个地方还未开展相关工作。青年群体具有自己的特质,因此,我们在描述刻画青年诚信水平时不能简单照搬其他群体诚信评价指标,而要构建符合青年特质和青年需要的诚信评价指标。缺乏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不利于引导提升青年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诚信是一个人人都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整个社会失信现象的严重反过来又说明很多人对诚信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深入。如果有科学合理的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有明确的评价标准,青年个体就可以将指标和标准作为参照不断提升自身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如果没有这些诚信评价指标和标准,仅靠诚信知识灌输和诚信文化宣传的青年诚信培养效果和质量很难满足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不利于青年诚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缺乏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就难以对青年诚信进行精确刻画,青年信用产品和应用场景的开发和建设就难以开展,从而不利于进一步推动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及全面服务青年成长发展。  其次,正在研发的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也存在评价标准不够丰富的问题。调查发现,目前地方正在探索构建的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志愿服务时长和社会评价,仅此两项标准难以全面刻画青年信用水平。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关于个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都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如美国FICO的个人信用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付账历史、有待偿付的债务激励、贷款申请情况、信贷种类等[1];我国有研究指出个人信用评价指标应主要包括个人年收入、月还款占收入比、其他债务比重、住房情况、是否存在违约记录、贷款抵押物价值比等13项指标[2]。如果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的维度过于简单,就难以获得对青年诚信的准确认识。此种情况下,评价的结果也很难被青年、社会和政府接受或采纳。因此,目前正在探索构建的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评价维度。  (三)青年诚信建设资金保障普遍不足  青年诚信建设的数据库建设、宣传教育活动、评价指标体系研发等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调查发现,23个地方反映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支持资金不足,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财政资金投入不够,财政资金投入青年诚信建设的相应机制不够完善。尽管试点地方获得了国家专项资金(中国青年信用发展专项基金④)20万元用来支持开展青年信用体系建设,但所有试点地方都反映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持相关工作的开展。非试点地方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中国青年信用发展专项基金)的资金支持。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试点地方只是在启动试点工作阶段获得了20万元国家专项基金支持,该基金支持并未按年度持续发放。此外,调查发现,只有6个地方获得了地方财政资金支持青年信用体系建设,23个地方没有获得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地方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项目规划、资金分配领域对青年诚信建设的暂时支持与照顾,而不是纳入政府预算的专项资金。此种情况下,地方青年诚信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就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政府主导的社会诚信建设治理框架下,在青年诚信建设前期探索阶段,如果没有财政资金持续有力的支持,青年诚信建设将会面临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次,社会资金投入参与青年诚信建设进展缓慢,仅有3个地方获得企业赞助或社会捐赠,多元的投融资体系支持青年诚信建设还未形成。在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的现实背景下,如果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支持青年诚信建设也是一种解决资金匮乏的手段。而实际情况刚好与愿景相反——社会资金投入更为不足。调研发现,目前企业赞助或社会捐赠支持地方青年诚信建设的最大金额仅有5万元。青年诚信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仅靠财政资金的支持在工作启动阶段尚可基本满足,但随着青年诚信建设整个工作的铺展开来,信息系统的维护和升级、激励机制的深入实施等各项工程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社会资金的积极参与,青年诚信建设将会面临后续乏力的难题。  (四)相关理论研究和调研不够充分  首先,组织开展青年诚信建设理论研究的地方还比较少。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正在探索中的事业,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研究作为基础才能更好推动。调查发现,仅有8个地方组织开展青年诚信建设理论研究,21个地方未组织开展相关理论研究。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和指导,青年诚信建设实践注定会充满盲目性的思维逻辑。在青年诚信建设的起步阶段,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组织专家协同攻关,如果忽视理论研究,就会失去青年诚信建设的主导性和控制权——只能盲目照搬或模仿其他领域诚信建设。  其次,组织开展青年诚信建设调研的地方也比较少。调查发现,仅有8个地方组织或委托调研组开展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调研工作。总的来看,地方在开展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理论研究和调研方面需要更加重视。调查研究是科学认识的前提、科学决策的基础、科学发展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参考,更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基于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进而针对性地开展地方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探索活动,才能在探索进程中加深认识、把握重点、发现及解决问题。在探索开展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认识到调查研究服务决策咨询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保驾护航。  三、对策与建议  (一)坚持政府在青年诚信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1.中央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督导评估。中央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青年诚信建设制度保障,根据青年诚信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做好政策引导和调控,使青年诚信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而不是盲目地、随机地开展相应工作。根据落实《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的情况,针对性地出台相应政策保障规划逐步落地。首先,要进一步整合中央和地方利益,提高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预期收益,减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青年诚信建设中的政策执行博弈行为。比如可以提高专项资金支持的力度,对于青年诚信建设工作成效显著的地方加大奖励力度。其次,要进一步健全监控和督导评估制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否执行中央政策取决于对收益和风险的权衡。如果抵制中央政策没有风险,那么地方就可能会选择不执行。如果抵制中央政策的收益小于风险,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会积极执行政策。以构建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为例,尽管中央部署各地探索构建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但是真正推动相关工作的寥寥无几,各地都等着“搭便车”。因此,健全监控和督导评估制度,通过奖惩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博弈中抵制政策的风险成本,从而促进中央相关政策的落实。  2.完善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体制机制,增强统筹协调力度。领导小组是一种在我国长期存在的特殊政治组织模式。领导小组制度的存在突破了原有的组织架构,彰显出统筹协调与强力驱动功能,并强调决策机制,有利于治理现代化决策的优化与落实。[3]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在前期协调政策和资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青年诚信建设的深化,其制度化建设不足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统筹协调能力不够,有效性降低,无法满足当前及未来青年诚信建设的需要。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体制机制,增强其统筹协调能力。首先,要进一步明确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的权责关系。其次,严格落实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的工作程序,避免工作运行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再次,要健全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对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及成员的职责和奖惩都有明确的制度保证。  3.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青年诚信建设投入力度。目前,青年诚信建设还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在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支持青年诚信建设进一步发展。首先,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将青年诚信建设中的重大工程建设纳入投资项目。比如青年信用信息系统、青年守信联合激励系统等,这些重大基础工程的建设需要持续不断投入,才能平衡数据采集、整理清洗及系统运营维护所耗费的成本。未来,随着青年信用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投资的回报会远远大于投入。其次,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用来支持青年诚信建设。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青年诚信建设纳入政府预算还存在一定困难,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青年诚信建设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比如青年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为九个试点地方分别提供了20万元专项资金,尽管钱数不多,但是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最后,各级政府应尽快启动将青年诚信建设纳入年度预算计划。只有纳入预算,青年诚信建设的资金保障才更有力更有持续性。  (二)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合作治理青年诚信建设  1.社会力量应加大青年诚信建设支持力度。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自觉弘扬公益精神和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然而,我国当前慈善意识及社会公益氛围普遍不足,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不匹配,如何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的积极性仍在探索之中。具体到青年诚信建设中,尽管社会力量通过提供激励措施和捐赠等方式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社会力量提供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尚有更大的潜力可挖掘。  社会力量支持青年诚信建设的方式包括捐赠和投资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支持青年诚信建设一方面受其经济实力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其自身内在经济动机的影响。除此之外,社会捐赠的规模和投向与政府的引导也密切相关。[4]通过调查发现,部分企业通过捐赠支持青年诚信建设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青年诚信建设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与青年诚信建设相关负责部门有着良好的沟通。由于青年诚信建设刚起步不久,青年诚信建设相关负责部门应主动与企业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建立沟通交流机制,不断激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提供捐赠。同时,社会力量应该积极回应青年诚信建设的需求,不断扩大捐赠的规模与频次。捐赠是一种公益精神,社会力量应积极践行公益行动,但是政府不能以逼迫的方式强行要求社会力量提供捐赠。除了捐赠之外,社会力量还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支持青年诚信建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应成为吸引社会力量加大支持青年诚信建设的重要模式,其中,建立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收益共享机制是该模式可持续运行的根本基础。  2.社会力量应加快青年诚信建设市场开发。青年诚信建设市场开发主要指搭建青年信用应用场景⑤、开发青年信用产品和青年信用报告,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信用体验闭环。青年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只能在精神和意识层面对青年有所影响,如果青年缺乏深入的信用体验,那么其信用水平和信用能力就很难得到提高。社会力量在加快青年诚信建设市场开发过程中要坚持科学合理、合法合规和引导规范三大原则。坚持科学合理原则要求青年信用报告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适合我国青年成长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实际情况,既不能降低对青年信用评价的标准,也不能无视青年信用数据的可获得性盲目构建过大过全的评价维度。坚持合法合规原则要求青年信用产品开发和应用场景搭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为了营利而开发可能诱导青年过度消费信用的产品。坚持引导规范原则要求市场开发要有利于青年诚信意识的养成和信用水平的提升,通过不断增强青年信用体验引导规范青年健康成长。  (三)专业智库应积极助力青年诚信建设  专业智库具有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和服务决策咨询的重要功能。目前,专业智库积极助力青年诚信建设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各地应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青年诚信建设研究机构,整合各方面专家资源,组建专业研究团队。二是青年诚信建设研究专业智库应积极与本地青年诚信建设领导小组建立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针对青年诚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实践应用问题开展协同攻关,服务政府决策咨询和成果转化应用。三是青年诚信建设研究专业智库之间要建立沟通交流机制,通过举办理论和实践研究学术研讨会,交流研究动态和成果,不断增强研究水平。四是青年诚信建设研究专业智库应与其他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通过发挥各自优势,不断优化青年诚信评价标准、评价模型,开发具有公信力的青年诚信评价指标体系和探索失信修复等关键难题,共同助力青年诚信建设。  注释:  ①发放32份专题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9份,调查问卷覆盖了全部15个青年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方,还有14份来自非试点地方。试点地方包括北京、天津、重庆、广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宁夏、内蒙古、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生产建设兵团。非试点地方包括上海、广西、河北、江西、青海、山西、安徽、海南、***、西藏、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山东、湖南、辽宁未反馈。  ②该数据来自于志愿中国系统运营团队,特此致谢。  ③这6个地方版“行动计划”或“实施意见”分别是:《关于实施甘肃省青年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甘团联发[2017]23号)、《关于实施广东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粤发改信息[2017]23号)、《关于实施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苏信用办[2017]69号)、《关于实施陕西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陕发改财金[2017]936号)、《内蒙古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措施实施意见》(内团联发[2017]1号)、《浙江省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措施实施意见》(团浙联[2016]42号)。  ④该基金由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保险业协会等主要金融行业协会发起成立。  ⑤目前,青年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正在推动“青年守信联合激励系统”建设。青年守信联合激励系统是青年信用体系建设第二阶段的重点任务之一,是青年信用信息应用场景搭建的初步探索。  参考文献:  [1]杨振坤,闫冬.基于客户分类选择条件下的个人信用报告信用评价指标研析[J].征信,2016(8):39-43.  [2]唐小寒.数据挖掘在商业银行个人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D].长沙:湖南大学,2014:24.  [3]樊晓晨,聂月岩.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领导小组”问题探析[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5):35-39.  (来源:《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9年第4期 作者:张会杰)
    02/23 信用研究
  • 李克强详解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意味着什么
      李克强总理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在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采取告知承诺制来取代证明,是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和‘证照分离’改革的必要条件。”李克强说,“这既能利企便民、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又能促进诚信社会建设,是破立并举、有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  去年5月,13个省(市)和5个国务院部门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总理要求,下一步要在认真梳理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李克强强调,要按照“减证便民”要求,对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相关、依申请办理的高频事项或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特别是在户籍管理、市场主体准营、社会保险等方面,抓紧推行告知承诺制。涉及公共安全、生态保护、人身健康等事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目录要向社会公布。  “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习惯于查证明,但现在一些证明真假难辨,实际上成本很高。推行告知承诺制后,意味着申请人要对承诺负责。”总理说,“一旦被查出承诺不实,或不准确甚至涉嫌欺诈,那对不起,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李克强说,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对地方和部门特别是直接面对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机构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李克强说:“这项改革看似动静不大,实际上既动当下利益格局,又惠长远信用建设。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既要敢于打破旧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又要勇于新的建章立制。”  当天会议决定,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要明确适用对象。申请人不愿或无法承诺的,应按规定提交证明或办理许可。对有较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申请人要对承诺负责。对承诺不实的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实施失信惩戒。
    12/08 信用研究
  • 《民法典》与社会信用法的互动关系
      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立法工程,也是新时代法治昌明的重要标志。同时,社会信用法立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正在加快立法进程。有人认为仅从立法形式来看,《民法典》与社会信用法是两部独立立法,彼此之间似乎不应该有太多的关联,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基于共同的诚信价值观,两者实际上存在对信用关系的共同调整基础。两法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用秩序需要不同法律体系的协同调整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本目标是提高社会诚信水平,营造良好的信用秩序,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工程。诚信作为一种伦理道德以及基本价值观念,涵盖面非常广泛。它既可以是一种伦理道德层面的要求,也可以上升成为法律层面的要求;它不仅仅是对私权利主体的要求,也是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公权力主体的要求。在实现路径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有必要融入法律体系之中,构建道德、制度和法律等不同性质的规范共同调整的格局。  从法律层面的调整方式来看,目前我国众多的法律法规将诚信作为基本原则,诚信已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诚信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每一个社会个体和公权力主体。这就决定诚信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法律来调整,而需要不同法律体系从不同维度调整,才能形成法治合力,推动诚信社会的构建。  《民法典》  夯实社会信用法的立法基础  信用与法治相互促进,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建设归根到底需要依靠法治保障。《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重要的精神品格就是旗帜鲜明地倡导诚实信用。《民法典》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集中体现在总则、物权、债权、人格权等编章之中,这些规定为未来的社会信用立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民法典》总则部分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至高地位。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交易和社会交往中是一种普遍要求,具有价值引领的重要功能。它是一种较为恒久的自然法观念,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始终保持同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现代民法的“帝王”条款,具有君临法域的地位和效力。同时,鉴于任何立法天然地不完备,立法必然会存在疏漏或滞后,立法者有意识地利用诚信原则的一般条款地位,通过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得民法所倡导的诚实信用理念能够与时俱进,有效调和法律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就使得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贯穿于《民法典》的核心原则。同时,“总则”部分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可以依照诚信原则进行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营利法人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履行社会责任。这些都体现出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功能。  合同法要求诚信履约。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功能要有效发挥,必须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彼此之间相互交换。缔约主体相互信任,诚信履行合同,是交易关系顺利进行的基础。由此,合同法的基本目标就是鼓励交易关系,确保交易关系“动的安全”。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核心原则,当事人在订立、履行、终止、解释等各个合同环节,都要诚信善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即便在没有合同规定的情形下,当事人也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对交易相对人承担保护、照顾、保密、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以诚信原则为基础,《民法典》还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禁止权利滥用、合同目的解释等相关规则体系。如《民法典》第三编“合同”第四百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性质、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第五百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当事人的后合同义务,即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物权法要求诚信行使物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适用于合同关系,也适用于物权关系。确认和保护产权是鼓励社会成员努力创造财富的前提,也是信用产生和维持的基础。物权法的核心价值是明确物的归属和利用关系,从而实现交易关系“静的安全”。《民法典》关于物权法定、物权公示公信等原则以及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留置权、占有等方面的法律安排,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合理预期和信任基础。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物权人要诚实善意地实施对物权的支配和交易等活动。在物权行使方面,物权人要诚信、合法地行使物权,不得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利益,从而促进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如:根据《民法典》第二编“物权”第七章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不动产所有人不得影响和妨碍邻人的房屋安全、通行便利、通行通风等,否则便会构成违反诚信原则、滥用物权的行为。又如:《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对于他人无处分权人而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如果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登记或者交付的,则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这就为诚信善意的交易主体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人格权法要求保护信用关系中的人格利益。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法典》调整的重要内容。对于在信用信息采集、归集、披露、交易等活动中涉及的人格利益保护问题,《民法典》作了规定。在《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之第五章“名誉权和荣誉权”、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部分,有较多的条款涉及与信用相关的人格权保护问题。如: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与信用相关的社会评价属于名誉权的调整范畴,第一千零二十九条规定民事主体对信用评价结果有权进行查询、提出异议或请求更正,第一千零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与征信机构等信用信息处理者之间适用《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第一千零三十五条规定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第一千零三十七条规定个人信息的决定权,第一千零三十八条规定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第一千零三十九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内容,在《民法典》的其他部分还有诸多与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条款。《民法典》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诸多规定,为判断相关民商事主体的信用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根据,也为未来社会信用法的制定和运行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  社会信用法  促进《民法典》诚实信用要求的实现  如果说《民法典》是调整信用问题的一般立法,社会信用法可谓是调整信用问题的专门立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金融、赊销等信用交易领域,普遍制定相应的专门信用立法,形成征信、评级、信用保理、信用保险等专门的信用制度。基于专门信用立法,相关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可以被依法采集、归集或披露,使得第三方能够对特定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观察和判断,从而采取理性的交易决策。以信用立法为基础,以信用信息规制为主线,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重点,以信用服务为枢纽,构建有效的声誉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及交易风险,增进社会信任,是信用法治的核心要义。  当前,我国已经有近30部法律、30部行政法规规定了与信用相关的条款。同时,我国制定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专门信用立法,越来越多的地方制定了社会信用条例、公共信用信息条例、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特色立法,为制定社会信用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当前,社会信用法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三类立法项目。制定社会信用法,强化社会信用建设的法治保障,既是社会的热切期待,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根据社会信用法的规定,在民事活动领域所产生的某些民事行为(如银行借贷、商业赊销等领域的合同行为),在《民法典》调整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专门的社会信用机制予以调整。社会信用法通过一系列重要制度,包括信用信息传递(涵盖信用信息的采集、归集、共享、披露、利用等环节)、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信用修复、信用权益保障、信用服务等专门机制,将极大地增进社会信任,营造更加良好的信用秩序。尤其是失信惩戒机制的运用,可以将失信行为置于社会的普遍监督之下,强化对失信行为的约束,从而形成更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社会信用法作为一种专门的信用机制,有助于实现《民法典》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要求,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
    11/20 信用研究
  • 以旅游诚信指导价驱散“天价
      五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旺季指导价每人每晚220元起,车费为旺季价每人每天65元起……日前,云南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丽江市旅游协会发布了旅游诚信指导价,包括日均最低消费参考价格、主要旅游产品地接诚信指导价等内容。  前些年,一些地方不时爆出“天价虾”“天价鱼”“天价菜”“天价住宿费”等宰客事件,不仅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也抹黑了地方旅游形象,损害了旅游环境。然而,绝大多数旅游服务项目属于市场调节价范畴,由商家自主定价,如果商家明码标价,那么即便相关商品或服务价格明显偏高,也还在法律底线之上,消费者往往缺乏有效博弈手段,监管部门也难以有效介入。  诚然,市场调节价不等于漫天要价,商家自主定价也要遵循基本规则。《价格法》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但这一定价规则非常原则笼统,给商家定价留出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很难对商家形成明确有力的约束。在这一定价规则下,消费者也很难准确认知、评估相关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如果有了旅游诚信指导价,旅游产品市场调节价的公平、合法和诚信便看得见摸得着,有了基本的标杆,各方在操作、评估旅游产品价格时,就“有标可依”,心中有数。尽管旅游诚信指导价并非具有强制属性的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仍然属于市场调节价范畴,但对于维护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诚信指导价是一种经营自律价。据报道,丽江市旅游协会是旅游业经营者的“娘家人”,是承担行业自律与管理任务的社会团体。丽江市旅游协会参与制定发布旅游诚信指导价,代表当地旅游业经营者的意见,符合旅游业经营者自主定价的意愿,也契合当地相关旅游服务产品生产经营成本和实际市场供求状况。可以说,旅游诚信指导价就是一种集体自主定价,是一种行业自律、自我规范、自我服务,且该指导价涵盖了住宿、餐费、交通、门票等多个核心旅游服务项目,为旅游业经营者定价提供了清晰指引。  旅游诚信指导价还是一种消费保护价。相关旅游服务产品诚信指导价各有其标准,消费者无需货比三家,就能判断出某个商家、某款旅游服务产品定价是否“诚信”,是否“靠谱”,进而据此作出消费选择。旅游诚信指导价可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让消费者远离“天价X”宰客陷阱。  旅游诚信指导价更是一种维权参照价。当发生消费争议、纠纷时,旅游监管、市场监管、公安、消协、法院等维权责任主体可以参照旅游诚信指导价调查、调解、判决,让消费者感受到更多公平正义。  当前,旅游业仍处于恢复阶段,仍面临着不少困难,但越是在困难时期,就越应该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越应该注重呵护旅游环境。相关地方推出的旅游诚信指导价,给游客吃下了一颗明白丸、定心丸,也为当地的旅游环境加了分,是一种积极探索。
    11/20 信用研究
  • 依托信用监管创新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摘要】优化营商环境就是增加吸引力、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面向未来,信用监管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或方向,集中体现为“以信用为基础”“事中事后监管”“精准监管”三个特征。以社会信用为基础进行监管,而非企业性质、所处行业、规模产值等进行监管,表现出对所有市场主体的公平性。在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方面,信用监管与“放管服”改革精神高度一致。信用监管是根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精准监管,降低了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释放了市场活力。这些结论为营商环境建设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了政策启示。  01营商环境建设成就及问题  营商环境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感知到的体制性、社会性因素的统称,主要包括市场准入门槛、注册登记便利度、税负、产权保护、融资成本、劳动者数量和素质、社会诚信和契约精神、社会治安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中国商事制度改革进展较快,营商环境大幅改善。近年来,中国实行了“多证合一”、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等举措,为企业自由进入市场、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创造了良好环境。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提高到2019年的第31位,超越法国、瑞士等发达国家。  近日,世界银行专门发布《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向全球推介中国商事制度改革经验。大量学术研究也证实降低进入壁垒(Aghion等,2008)、便利化审批制度(Bruhn,2011;夏杰长和刘诚,2017;王永进和冯笑2018)、培育企业家精神(李宏彬等,2009)和商帮文化(蔡洪滨等,2008)、改善营商环境(夏后学等,2019)、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夏杰长和刘诚,2020)等可以促进创业创新和经济增长。  同时,中国营商环境仍有改革的必要和空间。从营商环境的排名和得分看,还低于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经济体,在金融、教育、文化等行业的准入门槛依然较高,工商注册之后往往面临主管行业的牌照审批;经营过程中,企业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用于各类监管部门的审批和检查;实际感知上,企业面临税制结构复杂、税负重、资金成本高、劳动成本上升快、对外投资受限等实际困难。因此,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中国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在行业审批和监管方面具有较大改进空间。  正因为此,商事制度改革依然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7月15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都将商事制度改革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方式。  本文认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正在成为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202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为此,本文详细探讨如何依托信用监管改进营商环境。  02以信用为基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人们的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Granovetter,1985;Akerlof和Kranton,2000),现实社会运转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以及良好的道德风尚。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囊括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四大领域,并明确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诚信意识。可见,中国语境中的“社会信用”属于广义的诚信概念,不再仅指经济信用,是贯彻于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诚信履约行为的体现,这与“营商环境”的概念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可以说,社会信用体系的好坏,是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之一。  从社会信用体系的搭建部门来看,也是多部门综合产物,而不仅仅是央行主导的信贷评级问题。目前,中国正在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等为基础,致力于搭建全方位的信用监管体系。  以社会信用为基础进行监管,而非企业性质、所处行业、规模产值等进行监管,表现出对所有市场主体的公平性,也减少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设租以及贪腐问题。通过信用监管,既能够规避传统监管手段的一些弊端,又能够提高监管的准确性和效率,还可通过信息公开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监管,将监管由政府单一主体的封闭式监管提升为社会多元参与的开放式监管,适应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信用监管与“放管服”改革精神高度一致。“放管服”改革的大致含义是,事前要“放”、事中事后要“管”,而对于如何监管一直是改革的难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信用监管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很好的方向性启发。这主要是因为,信用监管是以市场主体发生过的信用记录为基础进行监管,这决定了信用监管应该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闭环。信用监管在事前的环节主要是给出事中事后监管的标准,为事中事后监管给出参照。事中监管的重点是记录市场主体产生的信用数据,后期的信用应用提供支撑;事后环节主要信用产品应用,可以是信用报告之类的初始产品也可以是经过加工的信用产品和服务,应用方式也可以形式多样。需要说明的是,应该本着“最少、必要”的原则进行信息采集、保存和加工,这样才符合公共产品的要求。  03以精准监管提升监管效率  信用监管就是要根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精准监管。一些地方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对比,比较精准地给企业画像,快速定位风险企业、筛选优秀企业,实现高效监管。例如,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托深圳企业信用数据库资源优势,集中分析了97项信息指标,按照经营、风险、关联、贡献、鼓励等五个指数维度,参照标准普尔的做法,对在前海注册登记的数万个企业按照ABCD四个大类等级进行了信用画像评价。企业信用画像项目在节约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  信用监管降低了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释放了市场活力。基于社会信用的政府监管,不是刻意针对所有企业,只要是合法合规的企业经营活动不会受到政府监管的影响,也就不会带来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相比之下,以往的监管手段,为了调查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违规信贷等问题,往往需要对相关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从这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不会对企业构成额外成本,而且还可以向企业提供一些信用信息服务,降低企业的搜寻匹配成本。  在降低一般性制度成本的同时,信用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联合惩戒,提高违法成本。信用监管是市场经济和交易安全的重要保障,信用监管通过信息公示与联合惩戒的方式对违法、失信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规范,使违法、失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真正起到通过监管方式创新,持续作用于中国营商环境的优化。  04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营商环境建设成就斐然,但仍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面向未来,信用监管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以及方向。信用监管是监管部门在市场范围内依靠信息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分析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并基于信用数据实施监管。它具有“以信用为基础”“事中事后监管”“精准监管”三个特征,凸显了公平性、便利性和低成本性,与营商环境优化方向非常一致。  中国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为企业创造更便利的营商环境,要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研发成本。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借助信息技术及“大数 据”等工具,加强信用监管。将信用数据创造性地应用到市场监管过程中,把信用数据作为政府监管和提供各类优惠政策的重要“客观据”,对信用良好企业在检验检疫、税收、注册、 环评等方面实施简易程序及“白名单”制度,在用地划拨、银行信贷、公司上市、政府采购等方面适度倾斜,同时,对失信企业加强联合惩戒。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对比,比较精准地给企业画像,快速定位风险企业、筛选优秀企业,实现高效监管。  此外,信用监管还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营商环境的负面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北京、新疆、辽宁、黑龙江等地暴发第二波甚至第三波,常态化防控已成必然。然而,防控疫情将成为一种长期的制度性成本(对企业、个人和政府都是一种成本),成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楼宇租赁、电影、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的管制措施较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多限制。通过信用体系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评估,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联动,可以在疫情爆发期将受管制企业范围尽量缩小,在复工复产期帮助相关企业快速有效复产。
    11/20 信用研究
  • 一图读懂!纳税信用管理四项新措施
    11/20 信用研究
  • 《民法典》中的诚信原则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首部民法典,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颁布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民事权利的保护法典,分为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加上附则,共1260条,确立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等基本原则,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民法典施行后,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九部民事单行法同时废止。  涉及信用的条款虽然不多,但总算在一部重要法律中有了信用的一席之地。我们把信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的内容抽了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四编 人格权  第五章 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第一千零二十九条 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现信用评价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第一千零三十条 民事主体与征信机构等信用信息收集者、控制者之间的关系,适用本编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四编 人格权  第六章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短信、电话、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同时适用隐私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第一千零三十五条 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收集、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收集、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收集、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第一千零三十六条 自然人可以向信息控制者依法查阅、抄录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自然人发现信息控制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控制者及时删除。  第一千零三十七条 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  (二)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  (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理实施的其他行为。  第一千零三十八条 信息收集者、控制者不得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信息收集者、控制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依照规定告知被收集者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一千零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第一编 总 则  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一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第四编 人格权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九百九十九条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编 侵权责任  第六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20 信用研究
  • 让诚信者“一路绿灯”(文明的力量)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个人成长需要诚信,企业发展必须守信。近年来,我国诚信社会建设迅速推进,征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诚信理念深入人心,诚实信用成为个人干事创业的重要基础和社会高质高效运行的有力保障。  诚实守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面。从道德模范,到最美人物,到中国好人,一批批诚实守信模范不断涌现,拾金不昧、一诺千金、毕生坚守等行为和品格被人们点赞,被广泛追随。人们也欣喜地看到,这些诚实守信的个人和企业,不但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信任,更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  信用动态、信用服务、个人信用、校园诚信、行业信用、城市信用……登录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而建设完善的“信用中国”网站,浓厚的诚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信用中国”网站已成为政府褒扬诚信的“总窗口”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阵地。数据显示,网站日均更新文章100余篇,营造了良好的诚信氛围。  当前诚信缺失现象仍时有发生,必须不断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常态化,引导人们将诚信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电信网络诈骗专项治理行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行动、扶贫脱贫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国家考试作弊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当前经济社会中的诚信热点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失信突出问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今年印发了《关于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的工作方案》,集中开展10项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诈骗案件为群众深恶痛绝。在中央文明委统一部署下,公安部对损失百万元以上重大案件全部挂牌督办,组织各地全力开展专案攻坚。从严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诈骗犯罪,共破案1.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506名;集中打击网络贷款、网络刷单、冒充客服等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类犯罪,先后组织15次集中收网行动;强化技术反制和资金拦截,累计拦截诈骗电话1.7亿个、封堵诈骗域名网址41万个,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失1166亿元;全力落实预警劝阻措施,开通96110反诈预警专号,进一步提高预警劝阻效率和成功率,累计防止1096万名群众被骗。  针对“假企业”“假出口”“假申报”行为和骗取疫情期间税收优惠政策违法行为,各地税务部门加强分析比对,利用税收大数据平台定期扫描,摸排疑点线索,预警异常企业,并对有重大涉税违法嫌疑的企业和个人加强与公安机关联动查办,接连破获多起典型案件,形成有力震慑效应。  超限超载,危害巨大。交通运输部指导各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积极推动省级信用治超工作抓落地、见实效,建立了常态化线上沟通和指导机制,利用线上工作群及时沟通解决信用治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截至目前,组织各地按季度积累认定、公示、发布了14个批次共计4609条严重违法超限超载失信当事人名单。  诚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步步难行”。公路、铁路、水路、民航与广大群众息息相关,持续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最高法健全跨部门系统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与公安、民政、税务等部门的共享,扩大惩戒的覆盖面,提高惩戒的有效性,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截止到今年9月30日,正在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有606万人,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648万人次,有706万人次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诚信社会建设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发展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各地各部门要加强诚信理念教育,开展诚信实践活动,不断增强人们的诚信理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努力打造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的社会环境,积极构建诚信社会、诚信中国。
    11/18 信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