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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连维良:要重点要围绕“五个着力”开展信用建设工作
    为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12月22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在京举办“信用服务实体经济论坛”。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到会致辞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要围绕“五个着力”开展信用建设工作。连维良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既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服从服务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工作。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要围绕“五个着力”开展信用建设工作,分别是:着力提升信用法治化水平,着力增强信用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着力发挥信用建设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撑作用,着力加强个人和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着力深化信用理论基础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主任姜培茂对论坛的主办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给予了充分肯定。姜培茂指出,宏观经济研究院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以来,牢牢把握“观大势、谋大局、出大策”的办院方向,紧紧围绕服务中央决策根本宗旨,深入开展宏观经济重大战略和对策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主动参与舆论引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绩。姜培茂希望宏观经济研究院依托论坛整合信用领域专家资源,打造国内一流的智库交流品牌和高端思想平台,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信用体系发展和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我国信用体系和信用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据悉,此次会议是“中国信用50人论坛”的首场活动。“中国信用50人论坛”是为推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设立的高端研究平台,由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委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具体承办。根据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场论坛主题确定为“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研究院、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蚂蚁金服、平安银行等9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促进信用融资、助推“放管服”改革、助力清理拖欠和加强信用法治建设四个方面发表了主旨演讲。
    12/31 信用研究
  • 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次技术飞跃都会带来社会的重大变革。当下,数字科技创新发展和跨界融合所带来的新一轮信息革命,开启了全球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深刻改变着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治理模式的革新。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机制提供保障,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思路,而且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贡献了力量。信用机制与数字经济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集中体现为3个关键词,即现代化、智慧化、信用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目标的现代化《左传》有云:“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传统中国文化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取得了极大改善,但是在价值观层面,整个社会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是不争的事实。社会诚信建设滞后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制度建设的丰硕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背景下,新世纪伊始,中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基本的逻辑,就是要通过信用建设来增进社会信任,提高社会理性,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会共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一方面我们建立了传统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可或缺的金融征信制度,信用成为重要的经济治理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又将信用手段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治理,用信用机制推动人们去遵守法律。对于那些不遵循法律达到相当危害程度的行为,其视为不诚信行为,并按照信用的运行逻辑对其违法行为加以记录,依法向社会公示或者提供相应的查询,由此形成相应的声誉机制,实现有效的社会监督和社会共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顺应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的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手段并用的信用治理格局,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经济和社会活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智慧化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对社会方方面面均产生深刻影响,互联网、数字经济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其他科技手段的发展,使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呈现出高度的数字化、平台化、智慧化等特征。具体表现为:信用信息传递的平台化。借助于强大的数据和平台支撑,信用主体的基本信息、违约信息、违法信息等可以比以前有更加充分的披露,方便信用信息的传递,从而有利于为特定主体的信用“画像”,市场声誉机制能够得以真正实现。信用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当前,公共信用信息机制为人们提供了基础性信息,同时,以人民银行为基础的金融征信体系,征信、评级等商业信用服务机构以及电商平台等新兴的信用参与者,都是信用产品的重要提供者。他们能够运用大数据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信用产品,从而便利人们更加准确判断信用主体的诚信状况。由此,形成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等多层次的信用信息种类,为人们判断和识别特定主体的信用状况提供多元化机制。智慧化的信用机制和多元化的信用产品供给,给人们带来更多福利。信用联合奖惩的精准化。基于数字化信息所赋予的强大力量,社会理性大幅度提高。借助于各类电子化的信用信息,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可以根据对方信用状况决定是否提高交易条件,或者拒绝同失信者交易。在社会治理方面,对于那些屡屡违法或者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主体,除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还可以基于失信信息的共享而形成相应的信用惩戒机制,使违法者付出更高的成本。信用监管的智能化。我国的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亿户。在当前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大背景之下,如果不能更好地预警和发现有害于社会的潜在风险,各种欺诈舞弊、弄虚作假等不诚信的行为盛行,将威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借助智慧化的信用工具,监管者可以及时发现那些违法概率较高的主体,对其实施分级分类的信用监管措施,从而实现有效监管,守住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底线。对于守信情况较好的市场主体,政府应当尽量不去“打扰”,让其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地创新发展。智慧化的信用监管,将更好地净化社会运行所需要的信用环境。数字经济发展信用化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背后离不开作为支撑手段的信用机制。数字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信用保障,离开信用的保障,数字经济不可能可持续发展。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信用化趋势,我们不妨说,数字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我国2018年通过的《电子商务法》,高度重视信用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多个条文涉及信用机制,包括要求电商平台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将违法失信的主体纳入信用惩戒等。当前,众多新兴平台企业不断探索信用机制的运用,建立了不同模式的信用分、信用评价、信用监督乃至于信用惩戒等机制,通过信用机制提高交易效率,确保交易安全。而在信用监管过程中,将平台企业以及平台内经营者损害消费者权益、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纳入信用监管的范畴,并对严重违法行为实施相应的信用惩戒,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信用监管的基本目标,同样是要净化数字经济的信用环境。数字经济与信用建设要实现高度融合信用建设与数字经济两者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未来应当促进两者之间高度融合,从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更好地增进社会福祉。融合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数字经济应当融合发展,社会信用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和制度内核,数字经济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两者都要对经济社会治理贡献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信用支撑。要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信用建设,在数字经济领域构建完善的信用信息传递、信用产品提供、失信惩戒等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法治协同。社会信用体系和数字经济虽然处在不同的领域,但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与数字经济的高度融合,需要强化两者的法治协同。信用建设以及信用监管尤其要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要求。数字经济的信用监管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的数字经济不仅是发展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建设数字中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构建新的监管机制提供保障。在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将信用机制嵌入数字经济监管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成为创新监管的重要突破口。数字经济发展呼唤监管方式变革我国现有的针对数字经济的法律规制,是以传统经济形态作为参照进行的线上移植,同数字经济的诸多特征存在不匹配之处。数字经济产业跨界融合冲击以往的分业监管。深度跨界融合成为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边界、监管目标和监管定位存在诸多困惑和分歧,“齐抓共管”中部门间职责存在交叉,监管越位、监管缺位与错位问题时有发生,传统行业分业管理的模式与数字经济的交叉融合存在一定矛盾。数字经济的跨地域性挑战传统的属地监管。数字经济以互联网作为支撑,打破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其服务范围往往是跨省域甚至是跨国别的。按照传统的属地监管,数字经济企业在全国范围开展相关服务,需要向每个服务的地方申请行政许可,接受当地的行政监管。这对数字经济平台公司来说,不仅耗费巨大的时间与管理成本,经营优势也会大打折扣,抑制新经济的活力。数字经济的交易规模和数量的剧增挑战传统监管方式。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将用户链接,参与的规模与数量无疑是巨大的。传统的以文件审批、现场执法为方式的线下监管模式在面对数字经济海量用户、海量数据时,显得力不从心。将针对传统经济形态的监管思维、监管方式照搬到数字经济新业态之中,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监管效果,反而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数字经济的监管,有必要遵循审慎包容的理念以及数字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在监管方法上创新。信用监管是数字经济监管的发展方向在市场监管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互联网崛起,多元治理趋势不断加强。信用机制将多元治理的理念、方式有机地嵌入其中,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治理合作提供了适宜的框架。信用和法律作为维持市场秩序的两种基本手段,共同对交易行为和市场机制提出规范性要求、作出制度性安排。二者互为替代,同时互为补充,并在某种方面上具有同质性。就替代性而言,良好的信用可以大大减少对法律的需求,节约交易成本。就互补性而言,一方面,由于大量的交易合同是不可能完备的,如果没有信用,法律也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人们守信的积极性就可能大大降低。“诚实信用”既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同时,信用机制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治理的重要途径。政府、司法机关、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通过披露信用信息,能够使其他市场主体更多地关注自身的信誉,引导其自觉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数字经济的信用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数字经济的信用监管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予以支撑,更需要协调各方力量,打破信息孤岛,形成社会共治。加强制度诚信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这就指向制度诚信的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无疑体现了社会进步的趋势,制度的变革应顺应这种趋势,对其积极回应。数字经济的参与者显然对于这一回应具有合理的期待,可以预测规则将朝着更有利于数字经济成长的方向发展。政府的信用与法治契约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法治精神是契约精神制度化的表达。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能够使数字经济企业具有一个稳定预期,减少了“一锤子”买卖的发生。因此,对于数字经济监管规则的制定,应当以审慎包容为导向,不轻易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设限,更多地引导、鼓励数字经济发展。信用机制的法律化。信用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有失信惩戒作为保障,这必然涉及相关市场主体的权益。因此,将信用机制的使用纳入法律的轨道尤为重要。在信用惩戒机制向纵深推进的前提之下,提高法律位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破解信息孤岛。《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信用支撑体系”“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但就目前来看,信息壁垒仍然存在,利用高质量的数据制定失信惩罚机制方面尚有欠缺,失信主体得不到有效约束。推动信用信息的有序开放,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因此,需要从制度上完善政府、平台、信用服务机构的数据信息开放机制,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的信用信息补充和完善社会征信数据体系,明确相关信息的采集标准,建立开放共享标准和可操作流程。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分级制度,确定信用机构接入的资质要求、信息脱敏处理要求、信息使用的范围和信息接入程序等,规范信用服务机构对于数据的使用,降低信用评价的成本,保护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落实平台的监管责任。数字经济的运行都是围绕平台展开的,平台既是连接供需两端和服务上下游的桥梁和中介,也是撮合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分享交易收益的营利实体。平台不仅具有市场参与主体的信息优势,而且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使得平台的内生性治理成为可能。在平台上,服务、供应商和用户都可以被追踪与评论。通过公示平台内的评价信息,用户可以对交易的风险预判,进而决定是否进行此项交易,这使得存在不良行为的参与者难以持续地产生交易;信用机制也可用以区分用户,使优等用户得以显现,差等用户予以淘汰。同时,平台应采取相应手段,防止出现操作评价、弱化差评等信用机制失真等问题,并可利用积累的信用信息,健全在线监测、动态感知、风险预警等机制,从而形成平台的内生性治理。
    12/18 信用研究
  •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依托“信用村镇”建设推广信用贷款
    依托“信用村镇”建设推广信用贷款是助力乡村文明的一大举措。浙江银保监局制定浙江银行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银行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行动五个方面要求,包括加强三农金融人力资源配置、深入开展“走千访万”工程、实现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和授信服务全覆盖等。同时,该局指导银行机构深入推进信用农户和信用村镇评定工作,推动不断加大信用评定和信用贷款发放工作,使信用真正融入农村社区,为辖内四分之三的农户、五分之三的行政村以及三分之一的乡镇进行信用评定。创新并推广“好家风贷”“道德银行贷”等道德贷款产品,进一步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道德的“精神价值”。截至2019年9月末,辖内主要涉农机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1933.26亿元,比年初增长21.72%。  温州银保监分局结合农村普惠金融实际,出台并深入推进温州银行业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五千”行动,引导银村结对,共建文化礼堂,突破金融宣传效果难提升问题。通过支持银行机构与乡村文化礼堂开展结对试点,设立防范金融风险宣传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银行机构工作人员成为群众防范金融风险的“家庭安全卫士”,提高村民的信用风险意识,提升“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效果。  “整村授信”+“星级信用村创建”  从2015年起,温州银保监分局就引导辖内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提高信用村、信用农户评定面和整村授信覆盖面,助力打造良好的农村信用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如截至2019年10月末,辖内永嘉农商银行共完成132602户村民的信息建档工作。整村授信的“信”来源于银行农户的信用,诚实守信的乡村信用环境是整村授信得以推进的土壤。2018年上线“浙里贷”平台,以村民信用为基石,打造纯线上信用贷款,并通过“浙里贷”发放2600户信用贷款。  “没想到,永嘉农商银行贷款这么方便!当天申请,当天就拿到了30万元的信用贷款,这下不用向朋友借款了,真的是太好了!”家住金溪镇的吴先生激动地说。吴先生所在村是永嘉农商银行创建的“星级信用村”,客户经理在了解到吴先生在外经商多年,平时为人讲信用,经营状况较好,在整村授信中向其授信30万元。前段时间他正好碰到了资金周转难题,就想到了永嘉农商银行的这个30万元授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使用该笔授信额度,让他没想到的是永嘉农商银行在当天就向他发放了该笔贷款。  推出特色化信用专项金融产品  温州银保监分局鼓励引导机构下放普惠金融产品创新试点。研究评估现有体制、机制、产品等方面的创新点和突破点,推动各机构向上争取创新试点或政策支持。各机构为传递社会正能量,弘扬模范精神,推出了“最美永嘉人贷”、“拥军贷”、“党建增信”等一系列符合主旋律的贷款。其中永嘉农商银行的“最美永嘉人贷”实行基准利率;“拥军贷”按照军功实行阶梯式的利率优惠,军功等级越高、荣誉越多,享受的贷款优惠幅度越大。  温州银保监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整村授信”、“星级信用村创建”等是辖内银行机构支持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个缩影。分局下步将继续引导机构不忘初心,坚守本源,将“星创”向全县村居纵深推进,对全县各村村民进行授信全覆盖,着力解决村民“融资难”问题。
    12/10 信用研究
  • 阿里、腾讯等32家单位共同启动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
    在12月2日举行的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上,中国网络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张勇和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31家互联网企业代表共同启动了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并发布了由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成员单位联合起草的《西安倡议》。以下为《西安倡议》全文: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西安倡议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着力推动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平台经济领域诚信建设规范化长效化,值此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召开之际,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成员单位联合发出如下倡议:一、诚信守法经营,坚守法律底线。把守法诚信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坚决不做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等违法事,坚决不做偷工减料、缺斤短两、质次价高等亏心事。二、加强行业自律,履行主体责任。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监管要求,建立完善企业诚信内生机制,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彰显企业社会担当,让生产服务更优质,让客户体验更放心。三、坚持共建共治,健全联动机制。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大力发展、积极参与合作治理、共同治理、协同联动机制,坚决打击炒信失信行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四、促进开放共赢,汇聚发展动力。秉持开放合作、互信共赢理念,积极参与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开放包容、凝聚共识,履职尽责、开拓创新,为推动平台经济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厚植诚信文化,擦亮文明底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企业诚信文化,以诚待人、以信立业,把诚信兴商理念贯穿企业经营发展的全过程,自觉做诚信经营的实践者、倡导者、推动者。有信者,行天下。诚信之花,根植中华民族文明土壤,诚信之光,点亮信用中国美好未来,凝众智、聚众力,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难行,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丰富道德滋养,努力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力,共同践行诚信守法的企业价值,共同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倡议企业名单:阿里巴巴、腾讯、京东、58同城、滴滴、百度、360、顺丰快递、美团、唯品会、1号店、豆瓣网、字节跳动、蜜芽、欢聚时代、苏宁易购、国美零售、拼多多、网易、携程网、蘑菇街、小红书、每日优鲜、贝壳找房、链家、我爱我家、自如、去哪儿网、新浪微博、一点资讯、汽车之家(排名不分先后)
    12/06 信用研究
  •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
    何立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对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理配置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一、我国政府职责体系不断健全、作用成效显著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政府职责体系的建立健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政府机构和职能体系,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需要,党中央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不断优化、逐步规范,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着力调整优化政府职能,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有力激发和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行政审批事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大幅削减,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商事制度实现根本性变革。全面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入推进,基本实现市场监管领域日常监管全覆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初显成效。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启动实施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着力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通过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由2018年的第46位大幅跃升至2019年的第31位,是全球营商环境改善程度最显著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市场主体大幅增加,截至目前已经超过1亿户;其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设市场主体占70%以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创新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把握调控时机、节奏和力度,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投资、价格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2013—2018年,我国经济总量年均增长7%,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我们党一直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补齐民生短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强化,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全面提高。扎实做好就业托底工作,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工作。2013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超过13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截至2018年底,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超过9.42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已超过13.44亿人,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7000万套。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省级清单实现全覆盖,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全民健康等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全面建立,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践证明,经过不断探索创新,我国政府职责体系日益健全,既合理吸收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一些有效做法,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我国政府作用成效显著,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并不断加以优化完善。二、充分认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重要性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政府职责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职责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各方面制度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责体系,不断提高行政效能,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务得到有效管理、人民群众获得满意的公共服务,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看,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相比,我国政府职责体系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一些领域政府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职责缺位、错位、越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按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着眼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与这一要求相比,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够到位,对微观经济事务干预过多过细,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依然存在,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把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提供到位,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必须落实到政府履职尽责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与之相比,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仍然比较薄弱,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体制性障碍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求,优化政府在教育文化、就业收入、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职能,强化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职能,切实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到实处。三、切实做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任务重大、涉及面广,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原则上都不应设立行政许可,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自主权,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健全强化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加强违法惩戒,促进市场良性运行和优胜劣汰。要改善营商环境。大力优化政务服务,创新服务方式,完善办事流程,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努力实现让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坚决打通“信息孤岛”,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体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增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智慧性、便民性、亲民性。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清理和废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及做法,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持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科学有效有度的宏观调控是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必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要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围绕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增强重大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对公共预算、国土开发、资源配置等政策措施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强化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对总体规划、地方规划对国家规划的支撑,强化国家战略在各个层面的统一落实,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要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强化地方和部门预算执行的主体责任,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等对预算的监督作用,进一步提升预算的全面性、规范性和透明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调结构、促改革、补短板、惠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需要,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更好发挥财政政策作用。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要促进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突出重点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健全企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产业政策要逐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强化对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支持。更好发挥投资补短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用好政府投资杠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投资作用,拉动有效投资。大力落实促消费政策措施,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破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完善落实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要把加强预期管理与发展规划、各项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三)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必须提高为民尽责的能力水平,提升为民服务的效率效能,这也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应有之义。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优化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法律服务、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动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新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一老一小”问题,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积极支持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扩容建设。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加快统一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促进全社会受益机会和权利均等。深入推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制定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四)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控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落实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环境等相关配套政策。要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推进能源革命,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政策体系。要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11/28 信用研究
  • 纳税信用修复的制度逻辑:一个惩前毖后的法理视角
    2019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就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发挥信用在创新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意见。2019年11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纳税信用修复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7号,以下简称《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日起,对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企业纳税人,通过作出信用承诺、纠正失信行为等方式开展纳税信用修复,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纳税人增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积极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税收监管机制。从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法治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法治经济同样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石。在加快建设现代税收制度和推动税收法治进程的当下,出台纳税信用修复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更为全面地发挥惩戒机制的社会效果,对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纳税人进行信用重塑,推动纳税人更好地形成税收遵从意识;另一方面,纳税信用修复制度也使得税法规则更加符合比例规则并体现人性化理念,通过信用调整的方式对纳税人纠正自身不诚信或违法行为进行引导,达到惩前毖后的综合效果。一、从静态锁定到动态调整:纳税信用制度的实践变迁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国税发〔2003〕92号,以下简称《办法》),按照税务登记情况、纳税申报情况、账簿凭证管理情况、税款缴纳情况、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行为处理情况等具体指标进行指标计分,并设置A、B、C、D四级的纳税信用等级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按照该《办法》的规定,信用等级高的纳税人可以享受更为便捷的税收征管服务,信用等级低的则要经受更高频次的税务检查和资格限制。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更新版本的办法《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0号),并出台《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8号),细化管理办法,使之更有操作性。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修订《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9号),新增一项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如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部分当事人缴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关决定,可以不再向社会公布或撤回该案件信息,即失信纳税人恢复正常信用状态。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纳税信用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8号)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4号),对纳税信用评价和管理作出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规定。前述规范性文件实施以来,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纳税信用管理体系得以初步构建,纳税信用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不断拓展,良好的纳税信用状况可以为纳税人带来许多实惠,反之则会受到多种限制。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希望能够通过主动纠错的方式尽快修复自身信用,减少信用损失。201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提出要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失信市场主体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通过作出信用承诺、完成信用整改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为此,国家税务总局结合往年纳税信用评价情况,在2019年11月制定出台了《公告》,对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企业纳税人实施纳税信用修复。这次新的《公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规则补充,对此前的一系列管理办法进行全面技术修订,二是模式调整,开启了纳税人信用修复的全新管理模式。在此前的信用管理模式中,信用是依据过往纳税行为记录评定的,这意味着纳税人做出不当行为影响其信用等级之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能承受低信用等级的限制。《公告》将此前规则中“静态锁定”或“就低判断”原则进行了合理性调整,通过信用修复方式让信用管理制度更具有弹性和适应性。二、从以儆效尤到惩前毖后:纳税信用修复的法理逻辑论及税法上的纳税信用修复制度,需要谈到两个法律原则。一是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机关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税收征收管理,相关惩戒规则也需要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层面上,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在本质上符合比例原则,也即税务机关实施税务惩戒行为时应兼顾良善税收征管秩序的实现和对纳税人的影响造成最小伤害。税务惩戒行为固然是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职权,但若该职权的行使可能对纳税人的权益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则该种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是税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在当前“放管服”的背景下,纳税人权利被拔升到更高的层次,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让纳税人得到充分尊重是此轮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纳税信用实际上是社会承认的客观化和实体化,纳税人可以从从这种客观承认中能够获得尊严和荣誉。对于有意通过自身主观认错并客观补救的纳税人,应当允许其通过信用修复的方式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正当税法权益,并达到税法秩序的实质要求。就纳税信用制度对税务机关征管效能而言,信用修复制度有利于提升征管效能,减少征管成本。首先,信用修复制度减少了税务机关对违法失信纳税人的税务监管压力。就D级信用纳税人的管理而言,税务机关公示有关信息并加强退税审核与纳税评估,会加大税务部门的征管压力,降低税务机关的行政效能。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允许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企业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可以减少税务机关对失信纳税人的监管工作进而降低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使得对纳税人的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其次,信用修复制度有利于提高纳税遵从度。纳税信用制度的失信惩罚仅是手段,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从而使得税收这种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得到保障,起到实现国家公共职能、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相关制度设计要从“以儆效尤”思维调整为“惩前毖后”原则,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重要方针,运用在纳税信用管理中则体现为在征管实践中需要避免一味实行惩戒而忽视教育,一味实行任职限制、高消费禁止、融资限制、发行企业债券限制等处罚措施,而忽视给予企业自新的机会。三、从诚信为本到法治规范:对纳税信用修复制度的误区澄清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石。民法上的诚信原则亦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基础上,积极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所以,对于诚信原则采取更高的管制要求,是符合市场经济内在归类和价值需求的。但是,对于纳税信用修复制度,也要避免在具体的惩戒实践中将信用信息无限扩大化的倾向。当前,行政机关均倾向于将信用信息作为单纯的行政管理事项,强调信用惩戒制度的威慑性,强调信用管理机制的管制功能。在一体两面的角度来看,纳税人信用信息既是征管事项,也是权益事项。信用信息兼具公共属性和私人属性,其法益内容既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利益及秩序,也包括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及其衍生的财产权。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机制上,对于涉及公共安全、基本交易伦理等因素的信用信息予以记录,但对于其他信息是否予以记录需要谨慎考虑。纳税人的税务信息对于企业而言十分重要,是市场评估的重要依据。如果过度强调对税务信用信息的保护会增加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的时间,同时信息使用者以不完整的信息来判断需求者的信用状况,往往会出现错误,从而阻碍交易安全,但是如果一味提高税务征信效率而忽视对企业税务信息权利的保护,往往导致对信息主体权益的侵害。从域外实践经验来看,美国在个人征信领域的立法较为发达,颁布了《诚实信贷法》《公平信用报告法》《信用控制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披露法》等17部法律,共同规制美国征信行业的发展。美国虽然是判例法国家,但仍以成文法的规范形式对信用信息的收集、使用、发布、恢复和异议制度等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规则设定。在当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纳税信用制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一是强调法治规范建设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信用修复制度信用能够解决一切,首先还是加强税收征管,加强税收法治建设,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手段来提升税收效率、优化征纳秩序。二是要加强纳税信用制度的分类管理和识别能力建设。哪些内容应当纳入纳税信息管理的范畴,哪些内容可以选择性纳入纳税信息管理范畴,哪些内容可以自动修复,哪些内容需要申报修复,都需要依据相应规则和大数据系统进行精细化安排。三是要特别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对于税收征管问题,纳税信用制度本身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边界,法律的目的在于矫正而非惩罚,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具有弹性矫正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税收征纳关系正常化的功用,同时还要要建立完善的纳税信息异议处理和救济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应当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决定》特别指出,国家行政管理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税收行政管理需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加强和完善税收领域的国家治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中的创造活力,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与此同时,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税收要素法定,即要求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收基本要素应当由法律规定,纳税信用影响到纳税人权利,亦需要由法律明确规定。税收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不仅要体现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精神,更要持续使得公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对于实践中非主观恶意、由于税法知识不足,或者是税收遵从意识不强导致的纳税信用问题,本质上属于轻微违法行为的,尽量不要给予惩戒的手段,即使是给予惩戒,也应当允许纳税人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重新恢复纳税信用。总体来说,纳税信用恢复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制度规则创新,也是一个关键的社会治理手段,需要秉持良法善治的法治治理思维,使得好的制度能够得到正确的落实。
    11/28 信用研究
  • 证照分离试点,523项工作清单,几乎条条有信用!
    11月15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25号),部署自2019年12月1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通知》从5个方面部署了523项“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中央层面设定,2019版)。(文末附有523项事项清单,信用内容重点颇多,推荐收藏细细研读。)其中,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提出:1.实行告知承诺对确需保留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企业就符合经营许可条件作出承诺,有关主管部门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经营许可条件行为、有效防范风险的,实行告知承诺。2.强化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有关部门要将企业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备案、执法检查、行政处罚等信息及时归集至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实现涉及企业经营的政府信息集中共享。有关部门可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得再要求企业提供。涉及部门垂直管理业务信息系统的,有关部门要积极回应地方信息需求,抓紧出台便捷可行的信息归集共享实施方案。3.加强信用监管,实行失信联合惩戒要加强信用监管,依法查处虚假承诺、违规经营等行为并记入信用记录,实行失信联合惩戒。要强化社会监督,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秩序治理。要增强监管威慑力,对严重违法经营的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依法撤销、吊销有关证照,实施市场禁入措施。附件:“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中央层面设定,2019年版)
    11/26 信用研究
  • 中办国办: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建立信用分类监管机制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制度、优化机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强化制度约束、加强社会监督共治等6大方面提出23项具体措施,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意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在加大侵权惩戒力度上,《意见》明确,要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在法律层面,研究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加快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修改完善。在强化案件执行措施方面,《意见》强调,要建立完善市场主体诚信档案“黑名单”制度,实施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建立重复侵权、故意侵权企业名录社会公布制度,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表示,我国积极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和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完善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纠纷多样化解决机制。对于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专利代理严重违法行为等六类严重失信的行为进行惩戒,让在知识产权领域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此外,《意见》还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推动解决涉案侵权物品处置等问题。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强化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制度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化打假情报导侦工作机制。“这表明我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表示。
    11/26 信用研究
  • 智慧政务建设可以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突破口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特殊国情决定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政府不仅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还直接和间接承担着经济建设功能。随着中国经济量变,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重要。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政府传统供给服务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需求,政府治理、机构改革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政务需求升级和市场对于改善营商环境的迫切要求,正在通过一系列改革迅速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由于智慧政务涵盖了治理模式、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治理评估等基本问题,与政府治理完全吻合;而互联网本身又具有扁平化的特性,高度契合了优化再造政府部门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的诉求。因此,融合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智慧政务建设正在成为助力政府精准把脉“放管服”改革“痛点”,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政府传统的供给服务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需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政府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对于大型经济体尤为重要。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群众对政府办事的满意度开始上升,对政府的认可度逐渐提高。但也要看到,随着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人民对政务需求越来越多,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不断向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社会参与、公平正义等方面延伸,而且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对政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当前政府服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浪潮的到来,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加速融合,服务变得易得化,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对政府能否更加精准、快速、高效地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目前政府更多还在用传统的手段为老百姓服务,治理能力显得越来越落后和迟滞。亟需通过大数据应用实现精准施政、精准治理、精准管控,通过打通数据孤岛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通过“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改革提升百姓获得感,提升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政府对产品质量监督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老百姓就不能安全放心消费,不仅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国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直接影响到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提升。相关智库曾做的“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人员,对目前的就业和政府效率的满意度也不到50%,而对安全消费、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社会参与等民生事项的满意度甚至不到20%。优化政务资源配置,提升“放管服”改革效果,提升群众满意度,政府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简化审批程序和流程、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创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大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进展明显。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46位,较上一年度上升了32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28位,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65位,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但调研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政府大举破除市场壁垒,推动“非禁即入”,为各类所有制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找不到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民营经济、民营投资还是在很大程度面临着事实上的“玻璃门”、“弹簧门”、“随机门”,面临着许多“难言之痛”。民营投资占到我国投资规模的60%以上,是创新和就业的重要主体,这些“痛点”问题不找到、不解决,不仅影响到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影响到民间投资的运营,也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政府信用、行政审批、行政管制、行政执法、政务服务等因素紧密相关,与政府治理有着根本上的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通过深化改革大力加强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由于长期的条块治理,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各部门“一亩三分地”意识还很严重,权力利益的交织导致信息不透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割化”、“碎片化”现象,重复建设、“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信息数据壁垒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部门职责“错位、越位、缺位”时有发生。近年来,从国务院开始,政府能够下放的行政审批和许可事项尽量往下放,极大提升了办事便捷性和行政效率,但同时也产生了作为基层的区、县政府,在“放”的问题上,不能也没法再“放”,承接大量的下放事项,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日益增多的各类服务,出现职能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大,“人员少、服务种类和数量多”,机构和人员编外扩编的情况。  二、以切中市场和百姓“痛点”为核心的智慧政务建设,可能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面对一系列营商环境的市场痛点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各地政府尝试运用“互联网+”思维,力图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反映强烈的“满意度”问题。这大概就是逐渐演绎而成的并为广泛接受的“智慧政务”概念。从实践上看,智慧政务通过统一数据平台构建和数据归聚,极大提升了对大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对政务各环节进行精准数据比对,主动、快速查找和发现政务流程及体制上需要改进和解决的问题,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职能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和民生福祉,提升社会满意度找到科学合理的依据,避免政府机构改革“盲点”,大幅减少机构改革试错成本。  譬如,云南、浙江等地的“一部手机办事通”、“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智慧政务,通过优化再造政务流程,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张表格、一扇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并行审批”等,极大的实现了政务办事的“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政府服务效能、社会满意度大幅提升。我们调研中发现,云南的智慧政务平台,通过数据共享推动政务高效运转和营商环境改善;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百姓身边的掌上政务大厅;同时通过“我要纳税、我要办个体、我要注册企业、我要上学、我要看病、我要开车”等主题化事项形成的海量公共数据,政府利用大数据可以实现对企业和个人进行360度画像和全纬度信用评分,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市民。上海地区建设项目审批时间从以前的近300天,缩短到现在不到100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不动产登记从以前的一个月压缩至5天,浙江甚至压缩到了只有几个小时。  不仅如此,通过智慧政务,能够自动采集各方用户行为数据,使政府能够深入分析出当前社会最为关注关心亟需解决的问题,分析出政务办理各个环节的进程情况,查看办件进度、办件堵点,了解哪些政务环节办事迅速,社会评价高,哪些政务环节办事效率低,社会意见大,从而使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对政务事项进行重新梳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整合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同时纠正“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政务行为,降低政务成本,避免“拍脑袋”主观随意决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让人民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过上更体面、更幸福的生活。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透过智慧政务的一系列技术手段,通过对政务流程的梳理,克服主观随意性,量化客观评价,发现问题所在,追根溯源,为改进完善制度、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比如“互联网+监管”智慧政务,通过“一张网”、“政务云+数据”、“大数据+监管治理”对自然人、法人的纳税等行为特征进行梳理,包括司法等政府部门充分分享各种信息数据,不仅推动个人诚信建设,也能有效推进制度、法律法规的及时性、预防性、威慑性调整,塑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使“放管服”改革更加纵深推进,减少法律“后知后觉”调整产生的成本。再比如通过智慧政务,发现民营经济的“痛点”真正在哪里,有针对性的调整、修正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可以说,健全完善我国法治,清理修改不符合新发展理念、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期盼的法律法规,及时把改革中形成的成熟经验制度化,需要政府更“智慧”。  三、智慧政务产生了海量完整准确透明的数据,为政府职能转换、机构改革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经济体量明显增大,经济社会变化快速而深刻,政府事务显著增多,部分政府机构公务人员出现了快速扩编、膨胀的苗头,虽然缓解了政务供给压力,但也产生了行政资源错配超配、机构间沟通协调成本高等问题,显然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简政高效不相符合。  诚然,政府每次机构改革、优化流程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广泛调研,甚至大量研究、广泛借鉴国外经验,但由于现在很多政府事务都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线下处理,数据记录和积累的不多,共享不够,无法准确定位哪些环节效率低、哪些业务重复、哪些流程相互依赖关系强,也无法预测市场主体和公民对哪些服务需求大、对哪些流程意见多。尤其是随着政府部门职能的固化,大量流程是从本部门管理方便的角度制定的,办事任务需要重复提供大量资料、反复跑若干部门。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很多企业近些年依托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对流程进行了全面优化,用户体验全面提升。由于政府缺乏完整、准确的用户行为数据,尚不能有效对政务各环节、各流程进行精准量化,难以找到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机构的切入点,也找不准完善体制、制度、法律法规的关键点,不能及时有效的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适时变革和动态调整,政府机构改革不能完全达到理想目标也就在所难免。  智慧政务的发展,形式上是将政府各项事务搬到线上或者各种形式的智慧政务大厅,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手段采集到以往完全无法采集的数据,例如居民点击数据、预约情况、流程办理环节、办理时间、资料提供状况等,还能够将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如民政、司法、公安等数据整合到一起。只要各级政府领导者具有一定的数据思维能力,就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从而科学合理的调配政务资源,完善治理结构,倒逼各级各部门精准减权、放权、治权,提高行政效率,避免机构改革中职责不能充分有效的理清、简单调整一刀切的错配局面。尤其是随着经济体量迅速增大和社会进步要求越来越高,面向经济主体和百姓的政府事务大量增加,再用过去简单的人海战术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勉强为之还会产生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等新的老大难问题,使简政放权改革成效失色,而智慧政务和大数据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高效的手段。在组织结构中消除数据孤岛,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培养数据分析团队,制定数据驱动指标,将是治理未来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总结经验,“信息孤岛”、“数据烟囱”壁垒问题是制约智慧政务发展的瓶颈,智慧政务的关键在于统一数据标准的建立、数据信息的互联和共享。政府的大数据中心不能仅仅是做数据整合、数据分析,还要承担几项职责。一是规划政府数据架构,清楚定义哪些数据由哪些部门负责、数据如何流动共享、数据如何支持政务流程。不能由各个部门来决定采集什么数据。二是制定数据安全框架,确定数据共享的最低原则。三是问题导向,确定要用数据解决的主要问题。通过智慧政务,不仅可以优化行政流程,还使政府治理透明公开化,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也进一步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哪些是政府应该放的,政府、市场主体各自职责清晰,既防范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的“错位、越位、缺位”,又很好地实现了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实践上来看,无论是浙江“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江苏“不见面审批”,还是贵州“进一张网办全省事”的大审批服务格局,省级统筹纵向联通横向协同的网上政务服务一体化架构逐渐清晰,规范了政府的履职清单、施政清单、服务清单,消除了权力寻租空间、激发了市场活力、打造了最优发展环境。  四、大型银行积极参与智慧政务建设,形成了“建设银行模式”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不一样,经济基础不一样,不同地方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责不一样,智慧政务很难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不仅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智慧政务是现实的选择,而且借助社会力量快速提升政务智慧能力也是积极探索。建设银行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痛点”、“堵点”,相应国家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战略,以云南分行为试点,通过现代新金融的洞察和方式,发挥建设银行金融、科技、线上、安全、渠道、服务6大优势为政府开发智慧政务平台,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开创了中国政银合作“建行模式”。  (一)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绊,为市场腾位,同时也明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成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建设银行从顶层设计阶段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力图透过智慧政务平台建设,以信息化建设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双轮驱动撬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突出“我(群众、企业)要办事”和“政府能办事”,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三类主体服务闭环。在政府端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决策,有助于政府开展精准治理,推动自身的高效运转、审批;在企业端实现一次登陆便可完成跨部门的多个事项办理和查询,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在个人端突出“只跑一次”、随时可找、顺手就办,打造百姓身边的掌上政务大厅。通过智慧政务建设帮助政府提高服务的主动供给能力,百姓和企业办事由政府“端菜”变成自己“点菜”,带来主客易位革命式的改写。“一部手机办事通”被云南省政府定位为“一场深层次的政府自我革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平台”,成为云南省“营商环境提升年”的重大行动。  (二)推动政府管理思维由权力中心向协同共治转变  传统的政府管理思维是以各权力部门为中心而开展政务活动的政府治理模式,一些既得利益主体在诱惑下容易引发权力寻租现象。智慧政务治理思维就是去中心化、去部门私利,打破部门垄断格局,其核心在于简政放权、激发活力、方便民众,重构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智慧政府建设过程中发现,从“三难(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到“三通(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主要障碍是体制而不是技术,信息孤岛、数据烟囱、部门分割、条块掣肘都是外在的表现形式,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后面隐藏的权力和利益的交织。建设银行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的这次智慧政务建设,是一项“刀刃向内”、面向政府的自我革命和流程再造,是对各厅局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大变革,推进过程困难重重。在第一期项目开发上线短短143天的时间里,在云南省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全力支持下,省内18个厅局采用集中封闭的超常规模式,政银深度联动,规范政府的履职清单、施政清单、服务清单,消除了权力寻租空间,为解决“信息孤岛”问题提供了新的协作模式。  (三)推动政府服务模式由“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  智慧政务为改善营商环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比如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一网通办等相关措施。特别是应用互联网的思维、信息化的手段,把政府管的过多过死事项精简下来,把应该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事情交出去,努力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和创新力的“加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提供有力支撑。在云南智慧政务建设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工作:建设一体化平台实现“一网通”。采用“整体规划、统一开发、集中部署和多级共用”建设模式,横向链接了公安、人社、卫健等30个政府部门,纵向贯穿“省州县乡村”五级,政务办理可以直接由省级纵向垂直到底,每个触点都是看不见的民生连线,其中第一批上线事项中全省通办事项占比94%,办理类事项占比43%,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规范事项性管理做到“一单清”。不是将办理事项物理平移,而是聚焦“好用”的目标,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流程再造,优化办事程序,精简审批材料,提升要件复用率和审批效率,突破了传统办事流程、制度、办法和规定等的局限性,发生了“化学反应”,努力实现“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最多跑一次”的网购般的办事体验,目前“零跑腿可办”事项63个、“跑一次可办”事项38个。推行主题化办理打造“一站式”。“主题化办事”引擎是从大众百姓出发,创新以“我”为视角,将联系紧密,互为前后关系的事项串联成主题,围绕客户生命周期需求,按照生态圈链、一站式理念打造“我要看病、我要补办身份证、我要办社保、我要办医保、我要养老”等16个办事主题,389个事项,服务百姓每一步。突出新技术应用力争“更亲民”。引入语音导航、千人千面、用户画像、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提供主动、尊重的服务,让群众成为真正主体;同时运用了等保三级的安全标准,关键核心技术达到等保四级,最大程度消除了政府部门担心数据泄露的顾虑。总之,智慧政务建设的推进,加快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信息流通的效率得到提升,流通成本大大降低,行政审批提速增效,互联网催生政府改革红利变现,最终实现放权于市场和社会,转化成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驱动因素。  (四)开放大型银行资源,推动政务服务场所由政务大厅向“无处不在”转变  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大型银行提供的基础金融产品和服务,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涉及的诸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常规政府政务大厅的基础上,建设银行开放物理和线上渠道、金融技术和信息系统等,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APP、PC端政务平台、网点STM、裕农通,“线上+线下”全渠道、全方位、全区域为政府、企业和老百姓提供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服务无处不在”。现在建设银行在云南省的319个网点全部变成了政府办事大厅,1587台STM设备被改造成百姓“身边的政务便民中心”。老百姓到就近的任一建行网点就可以办理政务,颠覆了要到政府办事大厅办政务的传统概念。同时在建行“裕农通”上加载政务服务功能,农民足不出村就可办政务,解决了农村、山区百姓办事最后一公里,打造“村口的政务办事中心”。“银行网点办政务”模式已经成为大型银行助力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所做的独特探索。(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
    11/25 信用研究
  • 资本市场信用管理 需强化“失信名单效应”
      “失信者责任自负”不再是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市场、行政、法律三位一体的具体化制约举措,以推动资本市场回归“信用立市”的价值轨道。  中国证监会近日对证券期货市场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进行了专项公示。据悉,首批公示的严重失信主体共629个市场主体,其中人员563名,机构66家。在此基础上,以后公示主体信息将按月不断更新。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的专项公示期为一年,自公示之日起算。  被纳入失信主体公示名单的机构和个人,其行为几乎触及了各类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如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虚假披露信息、被市场禁入、拒不配合证监会及派出机构监督检查、调查、到期拒不执行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决定等。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公示,让广大投资者能够更加清晰、完整掌握失信主体及个人名单,未来在业务往来、投资决策时也可作为信息参考,避免踏入“雷区”。这是对投资者及社会各界知情权的有效保障。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信用市场,上市公司的招股书、财报、重大事件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券商等中介机构推荐以及各类投资参考信息,都是围绕企业信用来展开。一旦企业及相关人员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则导致企业的市场信用度急剧下滑,也连带损害了资本市场的整体信用。  企业及个人严重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其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偏低。今年1月某专业研究机构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信息质量暨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数白皮书》提到了资本市场违法失信行为的原因:有55%的受访企业认为违法成本与违法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比过低是这类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外,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企业对于短期利益的追求、管理层缺乏诚信意识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等都为违法失信行为提供了动机与机会。  市场上确实存在这类悖论现象,明明某些上市公司因为财报造假等重大失信行为沦为ST股甚至*ST股,但依然有不少投资者在押注炒作股价,其中是否有着因诚信意识不够充分、对失信所带来的深层次危害重视不够、寄希望于反向操作而获取“失信收益”的非理性心理呢?  从中可以看出,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还需通过更为综合的治理手段加以强化。除了罚款,行业禁入等传统行政处罚,失信主体公示则是对其破坏资本信用行为的记录在案,也即对上榜企业而言,未来在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及日常运营等方面,具体责任人在职业、生活、消费等方面都会受到更多影响,这其实就是通过对失信主体的责任追溯及延伸,加大其失信成本,将资本市场失信行为与其他领域失信行为一起纳入社会守信模式建设的黑名单中,给予其他人以警示,维护资本信用制度管理威信,也是市场诚信教育的重要基础。  对资本市场失信人的制裁范围扩展至股市之外,这两年监管部门多有探索。去年4月,发改委、财政部、证监会等多部门联合铁路、民航部门发布文件,在一定时期内,适当惩戒失信人。证监会将定期汇总惩戒名单,提供给铁路、民航部门。对存在因证券期货违法被处以罚没款,逾期未缴纳,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逾期不履行公开承诺两类严重失信行为的责任人,将禁乘火车高级别席位和飞机。我相信,未来此类对资本市场失信行为的制裁新举措还会持续探索出台,从而真正形成让资本市场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监管合力。  资本市场信用管理需进一步强化“失信名单效应”,让参与各方意识到,“失信者责任自负”不再是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市场、行政、法律三位一体的具体化制约举措,以推动资本市场回归“信用立市”的价值轨道。
    11/25 信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