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查询
个人查询
双公示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站内文章
当前位置:首页 > 信用研究
  • 加快构建信用监管“莆田模式”
    8月12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确定青岛、武汉、莆田等16个城市为全国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莆田市加快推进“美丽莆田”“信用莆田”建设,针对社会治理和经济管理过程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积极开展创新探索和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探索信用监管“莆田模式”。  ——以模式创新为动力多领域突破  一是打造“诚信系统+党员干部奖惩”模式。莆田市发改委主任王世文介绍,为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莆田市出台了《党员干部带头讲诚信“十不准”规定(试行)》,将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市属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失信人员行为,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党员干部个人诚信记录,在职务晋升、年度评先评优、银行贷款等方面予以限制。  二是打造“诚信系统+交通”模式。创新实施《交通安全领域纳入征信系统失信人员名单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对纳入黑名单的交通违法人员实施联合惩戒,在银行贷款、投保理赔、评先评优、担任法人代表等方面予以限制。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9月实施信用监管以来,全市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16.14%,受伤人数下降18.43%,死亡人数下降18.07%,交通安全形势明显好转。  三是打造“诚信系统+信访”模式。出台信访秩序领域失信人员黑名单认定办法,对9类严重失信人员列入“黑名单”,严格实施“四限制”,即限制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限制融资授信、限制部分高消费行为、限制取得政府投资性和补贴性资金支持等。  四是打造“诚信系统+招投标”模式。率先对交易平台各种代理机构统一进行记分管理;率先在公共资源交易开标中启用“人证合一核验系统”,杜绝“虚假身份”投标,减少围标串标现象……近年来,莆田市进一步加大围标串标查处力度,2018年以来,共发现3标项20家投标人投标文件个性特征雷同,不予退还保证金344万元。  ——以专项治理为抓手多渠道监管  一是对政府机构失信实行“零容忍”。莆田市出台相关通知,对拒不履行的党政机关,由纪检监察、组织等部门联合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在年度综治(平安单位)、绩效、文明等考评中予以扣分;对于拒不履行的公职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并限制其评优评先、选拨晋升资格等措施。  2017年,莆田市对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近20年来的144个政府机构失信案件全部实现清零,清理总量排在全国地级市第二位。2018年,对通报核实后的23个政府机构失信案件进行专项治理,也全部按时清零。  二是开展“全力攻坚执行难”统一行动。在全省率先出台《莆田市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实施方案》,由41个部门联合打造“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立体化惩戒网络,通过全省或全国的查控系统,可查询全省房产、车辆信息及全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款信息,并做到全部银行账户线上冻结,部分银行账户线上划拨,有效破解“老赖”执行难问题。2017年以来,案件执行到位标的金额157亿元。  三是推动金融领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莆田市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运用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和莆田市信用信息平台数据,全面综合调查评价授信客户的信用状况,实施奖惩措施。上半年,莆田市1488户、金额4.36亿元的失信主体受到相应惩戒制约,523户严重失信主体被直接取消贷款或其他融资资格。  ——以平台建设为基础多方位保障  一是打造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已完成平台三期建设,建立了纵向联通国家、省级系统平台,横向覆盖全市52家市直单位、7个县区(管委会)的网络体系,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通过平台,共归集有效信用信息8000多万条,其中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数据近15万条、非正常纳税人名单1.95万条、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万多条。  二是推进联合奖惩。在“信用莆田”网站设立“红黑名单”专栏,及时公开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电子商务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产品质量等10类“黑名单”。完善联合奖惩系统建设,并对接国家信用平台联合奖惩系统,及时对国家系统推送的“黑名单”,组织市直部门开展联合奖惩。  三是引导政府部门率先用信。推进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网上审批系统与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将信用信息查询嵌入全市各级行政(便民)服务中心相关进驻窗口的办事流程,进驻窗口前台受理人员可查询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信息,让守信者畅行无阻,失信者处处受限。  ——以问题治理为导向多举措发力  一是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加大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健全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强化司法衔接打击恶意欠薪力度,加强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的查处衔接工作,探索欠薪入罪司法对接机制。2017年以来,全市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25件,公安机关立案21件,涉及劳动者2093人,涉及金额3036.10万元。  二是强化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紧密跟踪每一家企业和每一个项目的开发经营情况,根据企业在房地产开发经营过程中所受到的奖惩情况,及时在系统中相应加减诚信分值。对2018年度列入红色监管的12家企业,重新核实这些企业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是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对全市49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全覆盖”稽核检查,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的3家,有效打击了定点医药机构和个人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行为。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王世文表示,下一步,莆田市将以获批全国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新的起点,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创新探索“诚信系统+”信用监管“莆田模式”,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树好政府形象;全力打造诚信企业,深入推进国家部署的重大专项治理与系列“信易+”工程,加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方面的治理力度,真正让守信者一路畅通、时时受益,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全力打造诚信社会,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信用红黑名单制度、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让诚信之花根植于深厚的社会土壤。
    11/14 信用研究
  • 用诚信涵养善治乡村
    丢了一把瓜子壳,换来一笔罚款,旧事重提,刘国平有点不好意思。  刘国平家住山东省荣成市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去年9月,他在街上随手扔了瓜子壳,被村里的环卫志愿者撞见。按照村信用管理实施细则,除了罚款,还被扣信用分10分。  2012年,荣成在山东省率先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于2018年获评“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社会信用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城市,融资贷款、职务晋升以信用等级为参考;在农村,评选先进、享受福利,都与个人信用等级密切相关。守信者得“甜头”,失信者有“痛感”。  思来想去,刘国平主动缴了罚款。村里砌水沟、修山道,都能看见他忙前忙后。年底一算,刘国平不仅挣回了被扣的分,还超出基准线20分。  “当了‘诚信之星’,开大会、挂红花,奖了200元,看闭路电视、机械耕田全免费。”从怀里掏出荣誉证书,刘国平像捧了个宝。  诚信的种子,不只在刘国平心中生根发芽。在荣成市,信用体系建设已延伸至全市916个村居中的899个,成为推进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明水平的有力抓手。  解难题  全村115户,有101户欠村集体的钱,时间最长的欠了50年。结合实施信用管理,3个多月全部清欠  今年3月13日一早,王连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马军峰收到一条微信:9.2万元的清欠工作顺利完成。  发信息的,是马岭董家村党支部书记董文会。春节前,马军峰交给他一项任务:结合实施信用管理,清理村民与村集体间的欠款。  “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当了10多年村支书的董文会知道,这事不好办,“全村115户,有101户欠村集体的钱,多则万把块,少则七八十元,时间最长的欠了50年,有的当事人都不在了。”  被马军峰赶鸭子上架,董文会只好硬着头皮干。那时候,信用管理刚开展,村民守信意识不强。董文会把马军峰请进村,当面给党员、村民代表讲课,历数失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春节刚过,董文会走了“三步棋”:村集体先还清欠村民的钱,然后补发欠村干部的工资,最后统计不在村的村民欠款。  正月初七,清欠工作头一天。村两委大院围了不少人,但谁也不冒头。董文会现场再次宣讲守信受益、失信受制。不少村民家里都有人在外务工、创业,一听全明白。陆陆续续,有人开始交钱。一周时间,90%的欠款缴清。欠了村集体50年钱的当事人,早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孙辈专程赶回来把钱还上。  “不试不知道,信用管理确实好用。”董文会说,“一开始村民不太理解,解释明白了,谁也不愿为这点钱因小失大。”  在山东省,荣成是首个对市民实行信用千分制考核的县级市,全市60多万居民都有信用分和信用等级,信用系统覆盖所有行业领域,设立了党政机关、社会法人、自然人、村居组织4个数据库,与所有部门单位和镇街联网共享。荣成市编制《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目录》,既征集违法违规行为,也征集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涉及600多项经济社会活动,目前已累计征集1900多万条基础信息、220余万条守信和失信信息。  在信用评价结果应用上,荣成市动真碰硬。市里出台的奖励性政策文件,全部注明适用的信用等级;资金扶持、项目申报等公共资源分配活动,优先考虑诚信度高的企业和个人;岗位招考、职称评定等社会管理活动,都要进行信用审查。  “市级层面的信用加分侧重志愿服务、献血、捐款和获得荣誉表彰,扣分则侧重违法违规、‘老赖’等较为严重的失信行为。信用体系建设向农村延伸,需要更多考虑农村实际。”荣成市社会信用中心副主任黄春晖说,市级层面有规定的,原则上使用市级评价标准;市级层面没有规定的,“结合镇街重点工作、村情实际,制定村级评价标准,确保接地气、能落地。”  荣成印发《农村居民信用管理办法(试行)》,指导各镇街、村居制定信用考核标准。每位农村居民的基准分也是1000分,乱倒垃圾、不按规定养犬、违规烧荒等行为,都被列入扣分项目;相应地,参加村居服务、帮助困难群众等也被列入加分项目。  荫子镇头甲村,有户人家是环境卫生整治的“老大难”。不大的院子,养着两头牛,到处都是牛粪,不穿胶鞋根本进不了门。村支书岳龙江动员了好几天,别家都弄得干净整齐,唯独这家,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就去他家,告知他不收拾好会被扣信用分。他就说,你先别扣,我马上收拾。”岳龙江过后再去看,确实有变化,“虽然还有些差距,但让人欣慰。”  前两天,有人到村里参观。岳龙江走过去,恰巧碰到这家女主人正在清扫院门。“我说参观的来了,她马上把大门拉开,不怕人家进去看。”  无论扣分加分,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荣成市为此出台了《农村居民信息采集员考核和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全市916个村居已有899个开展信用管理,配备信息采集员2811人,每个村居组建了5至7人的信用议事会,确保信用信息采集的真实性、全面性。  “村民有不同意见,村里要及时回应、解释;村级层面回应不了的由镇街协调解决。”马军峰表示,这种“信息采集—议事会认定—公示—上报镇街审核”的程序,确保了信用管理的权威、有效。  树新风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收获了意外之喜,参加志愿服务、热心公益的村民多了,引领了乡村的新风尚”  临近中午,东岛刘家村的孤寡老人陆续出门,来到“暖心食堂”免费就餐。  在荣成,这个“暖心食堂”声名在外:运行4个多月,不但没花村集体一分钱,还有结余。  起初办这事,村党支部书记刘俊军做了自己贴钱的打算,可结果让他颇感意外,“我们从没有发动村民捐款捐物,但捐款捐物从来没断过;一周7天,有6天是由村民自发组成的6支志愿服务队轮流做饭,另外一天由村干部自愿出工。”  “暖心食堂”,是东岛刘家村新乡风的一个缩影。行走在村里的街巷,房前屋后整洁干净,哪怕是排水沟里,也难找到烟头和塑料袋。  令人惊讶的是,村里没有保洁员。  “其实以前是有4名保洁员的,后来辞退了,村子不仅没变得脏乱差,反而更干净了,还省下来一年4万元的保洁费用。”这也是刘俊军深感自豪的一件事,“秘诀就在于我们有32名志愿者,分片监督管理,村民也不再乱扔乱放垃圾。”  东岛刘家村的变化,出乎马军峰的意料。因为地理区位原因,东岛刘家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一度村情民情比较糟糕。马军峰刚到王连街道工作时,没少听人说:附近要是丢东西,找东岛刘家村,十有八九没错。  “随着工作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收获了意外之喜,参加志愿服务、热心公益的村民多了,引领了乡村的新风尚。”马军峰说,如今的东岛刘家村,前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  在王连街道办事处主任吴永丽看来,从第一次搞环境卫生时只有20多人参加,到第二次的60多人,再到现在不用加分也人人参与,东岛刘家村的变化说明,“信用分更像是引子,激发村民内心向善的热情,找回淳朴乡风。”  在寻山街道清河村,海葬过去很难推行,如今却实现了突破。第一个申请海葬的名叫李玉泽,今年71岁。  村党总支书记王秀平记得,那天党员在一起学习移风易俗的相关文件,她结合信用体系建设做讲解。学习结束,李玉泽塞给王秀平一张纸。“我一看,是一份手写的海葬申请书。”  因为“擅自”做了决定,惹得家人心有芥蒂,但李玉泽不后悔,“这是好事,海葬给国家节约土地,让子女也省心。”  村信用议事会一致通过,给李玉泽加信用分、发奖金。紧接着,又有两位老人报名,申请海葬。  “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多属于道德层面。”荣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洪霞说,通过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将道德约束上升为制度规范,解决了过去文明乡风建设想管不好管、管不好的问题。  聚人心  “信用体系建设搞得好的村居,自身条件未必优越,但村民的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干事创业的劲头不一样”  回村当选党支部书记前,马永泉犹豫再三。  夏庄镇甲夼马家村,曾是老解放区,烈士就有17位,各项工作一直位居前列。可最近十来年,干群不和、矛盾高发,成了市里挂号的“软弱涣散村”。  1976年,时年21岁的马永泉就干过村支书,后来离任办企业,在外边干得风生水起。拗不过对家乡的感情,马永泉回了村,架桥、修路,事干了不少。  “大部分村民很支持,但还是有少数村民有意见,风言风语不断。”马永泉意识到,凝聚人心,既要靠做实事,也要转变村民观念,“正好市里推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给我指出了一条好路子。”  马永泉把全村分为4个片区,安排专人及时采集信息,每月讨论公示。一段时间过后,一些原本对村两委有意见的村民,开始变得不一样。  一位多年不配合村里工作的村民,主动找到马永泉,要求给自己派活、参与村里事务。细问之下,马永泉才知道,这位村民被正上小学的孙子“批”了一顿:“你的信用分那么少,我出去都不好跟人提,你得多挣分。”  今年植树节,市直部门要在甲夼马家村的荒山上搞绿化。头一天运来300棵树苗,准备植树节当天集体来栽种。马永泉却发现,市直部门的人还没来,树就全部栽完了。原来,村民见有活干,不等招呼就上了阵。  人心齐,泰山移。甲夼马家村,如今又成了荣成市的一面旗帜。  “信用体系建设搞得好的村居,自身条件未必优越,但村民的精神面貌确实不一样,干事创业的劲头不一样。”荣成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起帅说。  在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最早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变化也最大。  以前冬季下雪,各家自扫门前雪。现在再赶上下雪,家家户户出人清扫,一路扫到别的村口。村里的生产便道年年要维修,过去一天60元也没人干。现在有机械的出机械,有力气的出力气,5天时间全部修完,村集体不花一分钱。  为了保障农业用水,村里计划从水库引水,起初打算埋水管,预算近两万元。80岁的老支书刘朋德提出,有条老沟渠,收拾一下就能用。村民把淤塞多年的沟渠清理出来,为村里省下了这笔钱。  “盘算着占村集体便宜的少了,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出工出力的多了。”刘俊军说,仅2018年,村民义务参与环境整治、修补山路等,节省费用10余万元。  思善治  “没有半途而废,而是一直坚持不懈。实践证明,凡是做了的,而且坚持下来的普遍有效果”  “100个村退出保洁员。”今年的荣成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这条消息引发热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正是要紧的时候,没有保洁员怎么办?更何况,荣成市还提出,退出保洁员的村居,环境卫生状况要比有保洁员时更好。  “这些村居都是通过合理使用信用分,激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荣成市委副书记王洪晓说,财政拨付的保洁费用并不压减,只是由保洁员工资转为各村居的信用基金,用来奖励参与村居事务多、信用分高的村民。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效果,也是很多基层干部群众没有想到的。工作开展之初,不少人觉得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很难搞下去。  王洪晓并不觉得奇怪。荣成市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但直到2018年才开始有了大的成效。  “之前打不开局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全市信用体系建设平均用力,二是农村有特殊性。”王洪晓坦言,“荣成没有半途而废,而是一直坚持不懈。实践证明,凡是做了的,而且坚持下来的普遍有效果。”  有来参观学习的人提出:对很多农村居民而言,只要没有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即便信用分扣光了又如何?  黄春晖也思考过。此前,荣成市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碰到过一些难题。有经济活动的个人或企业,形成信用评价并不难,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居民,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并没有那么频繁。  “乡村治理虽然有村规民约,但落实起来难度比较大。比如乱倒垃圾罚50元,谁去收、怎么收都是个问题。”黄春晖说,信用手段融入乡村治理,要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关键是要细化、量化,“现在先扣你的信用分,执行起来简便,信用分的增减又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  为让信用分更有含金量,荣成市22个镇街设立镇级信用基金293.8万元,868个村居设立村级信用基金986.8万元。2018年以来,809个村居使用村级基金788.4万元,累计受益群众达11.3万人次。  在制度设计上,信用管理也不是一刀切。农村居民有扣分项,村居一般是先发提示书,及时整改了就不扣分。与此同时,荣成市设计了“信用修复”机制,明确规定一系列加分标准。比如参加志愿服务及各类公益活动时间年度内累计60小时至300小时,都可加相应的分值。  在王洪晓看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生命力,还在于制度的不断演进。  2018年,荣成市设置48个大的扣分项、12大类加分项,以解决此前各镇街、村居加减分标准不一的问题。今年,荣成市还将进一步统一标准,以期实现与全市社会信用体系的无缝衔接。  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只要信用等级高,也可享受全市50个部门推出的117种守信激励产品。比如“信用贷”,对诚信个人放宽授信额度和还款期限,并给予30%的利率优惠。截至2018年底,117种守信激励产品已惠及全市居民69293人次。  因为好人好事实在太多,东岛刘家村取消了不少加分项。刘俊军说:“都说‘无利不起早’,可你看看我们村,为啥现在没有利,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干?”
    11/14 信用研究
  • 该给“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指条活路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随着信用体系网越织越密,失信被执行人们发现,他们变得寸步难行。  国家发改委公布,截至3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349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2047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71万人次。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约323.48亿条;“信用中国”网站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约1.5亿条,其中,行政许可信息约1.11亿条,行政处罚信息3853万条。  一方面,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水平继续提升。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这么多人变成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增多,除了信用信息网络日渐完善的原因之外,还与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部分行业步履维艰,部分地方营商环境恶化直接相关。越来越多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再是传统主观的故意欠债不还,而是因为决策失误和经营失败导致的“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  众多民营企业老板陷入债务深渊,最终登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常会经历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步:企业发展顺风顺水,老业务日进斗金,新业务高歌猛进,老板开始信心爆棚,认为自己有世界首富的命,要大干快上;  第二步:老板发现新的“风口”,决定要做风口上的“猪”,自己手里有1万块钱但决定上1亿的项目;  第三步:地方政府大力扶持,银行挤破门槛,大笔贷款迅速到位;  第四步:新项目敲锣打鼓开工,建筑商、材料供应商、服务商等上游企业纷纷进场;  第五步:企业管理粗放,项目不断膨胀,发现原来的预算根本干不下来;  第六步:银行开始抽贷,新项目资金链断裂,老业务步履维艰;  第七步:为了维持项目,企业老板到处借高利贷补窟窿,饮鸩止渴;  第八步:债权人上门逼债,法院传票如飞雪,借不到钱,也还不上钱,最终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所谓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烦,杀人不过头点地,爱咋咋地。  最近几年,通过这八个步骤,从各地著名民营企业家演变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可胜数,我把他们称为“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和以前的主观故意不还钱失信被执行人不同,新生代“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是真没钱,还钱有心无力。  因此,彻底消灭失信被执行人是下一步全社会的努力方向,但在具体执行中,应该区分传统“主观故意型失信被执行人”和新生代“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同,虽然表现结果都是欠债,但他们的形成机理、赖账原因、社会危害,以及最终衍生的后果都是不同的。  除了继续完善目前的信用体系,对那些恶意欠款、有钱不还的失信被执行人,让他们寸步难行,走投无路,痛不欲生外,应该给“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以一定的活路。  当一个企业因为经营失败,而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各地法院和有关司法部门不应当蜂拥而至,纷纷采取查封等手段。这样只会导致企业的生产和信誉同时陷入不可挽回的状态,企业即使还有生存的希望,这么一搞也得死。所以,即使在采取查封保全资产的时候,也应该有一定的规则,比如对机器设备、经营场地生产性车辆等,能不封最好不封。  对于“被动型失信被执行人”的区分,将有利于民营企业信心的恢复。从长远看,也是减少“失信被执行人”的治本之策。(本文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4月22日作者刘戈,央视财经评论员。)
    11/14 信用研究
  • 失信企业应珍惜信用修复
    继山东、江西、浙江等省之后,青海最近也建立了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机制。越来越多的地方给知错能改的企业送去一粒“后悔药”。  这几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全面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初步形成,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创建初见成效……  这当中,“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让人拍手称赞。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2月底,各部门共签署51个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其中,联合惩戒备忘录43个,联合激励备忘录5个,既包括联合激励又包括联合惩戒的备忘录3个。从限制乘坐火车、飞机到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限制出境,失信者受限的范围越来越广。  然而,有关部门联合向失信者“亮剑”,严惩失信者只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目的。净化市场环境,降低发展成本和发展风险,弘扬诚信文化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衷。从这个角度来看,给失信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应该是这个初衷向另一个方向的延伸。  实际上,早在2017年,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提出,鼓励和支持自主修复信用。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主动自新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鼓励“黑名单”主体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等方式修复信用,认定部门(单位)可将信用修复情况作为“黑名单”退出的重要参考。  可以说,各地建立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机制,是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监管部门依法行政、增强服务意识的必然要求。  从媒体报道来看,一些地方已经有失信企业通过信用修复脱离了“黑名单”,有的还给监管部门送去了感谢信。在替这些修复了信用的企业点赞的同时,应该认识到取消对这些企业的限制,恢复这些企业的自由同样是为了打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较为严重的企业失信行为,往往会给社会留下深刻记忆,失信成本远超想象。企业从经营行为上恢复信用容易,但是重拾公众的信心并非易事。因此,信用修复机制应当谨慎前行。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落地细则,制定严格的操作方法,防止利益输送的发生。比如规定信用修复的次数,明确信用修复的具体要求等。  从各地发布的信用修复办法来看,都对相关适用范围和具体条件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希望越来越多愿意改过的企业按照规定,通过实际行动重获信任。而这些企业也应该珍惜信用修复这粒来之不易的“后悔药”,守法经营,不再失信,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1/14 信用研究
  •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和 “限制高消费”有何区别?
      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限制高消费,即限制有关人员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指法院将有关人员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将其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进行不良信用记录,对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都是人民法院基于执行案件的需要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的惩戒措施,目的都是为了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二者存在诸多不同。  实践中,限制高消费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何区别?  内容不同  《限高规定》第三条规定,被限制消费的人,不得有九项消费行为;《失信名单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征信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通报,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通报的目的是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选人用人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期限不同  限制高消费期间,原则上截止被执行人的义务履行完毕。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应该截止被执行人义务履行完毕。《失信名单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因为其他原因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时间一般为两年,还可以依法延长或缩短。  文书不同  限制高消费用限制消费令,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用决定书。  送抵方式不同  《限高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限制消费令通过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信用惩戒系统)生成后通过网络终端完成完成推送即为“发出”。《失信名单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应当制作决定书,决定书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
    11/14 信用研究
  • 姚佳:征信的准公共性与大数据运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富含高端科技的巨量数据集合技术等迅猛发展,通过对此种巨量数据进行开发处理以及驾驭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能使人们具有更强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将大数据技术誉为“新一代革命性的信息技术”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挑战与颠覆性影响,各国致力于既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又激励数据控制与处理主体对数据合法利用并提升消费者福利,同时以平台等为代表的数据控制与处理主体通过将数据应用于不同场景与不同领域,从而提升数据效益。  近年来,以大数据为基础而对数据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的所谓的“大数据征信”即为一个应用场景。客观讲,基于个体交易而生成一定数据,以及平台等数据控制与处理主体占有该数据,这确实是一系列事实前提。但是,直接利用这些交易数据而对个体进行“描述”与“评分”,这是否属于征信意义上对个体信用能力的判断,似乎尚不能贸然或直接定性。  不能忽视的是,征信作为一种金融活动,具有特定内涵以及制度构成,基于大数据的评价只有符合征信的要素与特征,才可被称之为征信,否则不能直接将其定义为“大数据征信”,目前有关大数据征信概念的直接使用与解读,可能是对征信制度的误认,并无法展现征信之原貌。  因此,新场景、新事物与新运用,并不必然产生新概念、新理论与新制度,一切需留待理论与实践予以检验。  一、中国征信体系:三序内涵与三重“门槛”  征信,顾名思义,通过“征”而获得“信”。征信被定义为一种信息服务(creditinformationservice),系指为(获得)授信或其他金融信用交易的需要,对信用数据进行采集、评价、利用、提供、维护以及管理等活动。  尽管征信被描述为一种基于利用信息而产生信用评价的活动,但是其中却涵括了信息取得、利用等行为以及评价等多重内涵与要素。这意味着,征信虽然是一种信息服务,但是并非所有的信息服务均为征信。事实上,征信具有三层递进次序的内涵以及三重“门槛”。  一是如何获得信用信息。  征信主要内容即对债务人的信用进行评价,而评价的客体则是有关债务人信用的相关数据。因此,授信人或征信机构如何获得数据是前提,债务人为获得授信或信用评价,则需让渡与自身信用行为相关的数据。换言之,征信只采集和共享债务信息,而“不是所有的信息服务都是征信。  共享债务人的债务信息构成征信的逻辑主线,这是在信息服务领域区分征信机构和非征信机构的基本标准”,主要目的是用于防范信用违约风险。实践中,个人为获得授信,则必须授权相应授信主体对其信用状况进行评价,而采集与获得信用信息是基于个人之授权,即存在信用交易与“授权”是授信主体或征信主体获得信息的基础与前提。  二是如何进行评价。  如何评价个人信用状况,则主要是如何评价个人的潜在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而考察的要素非常丰富,一般主要围绕信用信息这一载体与表现形式。现阶段个人负债活动及其信息记录主要存在于三个领域,分别为:  (1)个人与持牌金融机构发生借贷融资形成的负债及偿债记录,以及为负债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记录,包括房贷、车贷、信用卡等,约占个人总负债的85%;  (2)个人与非持牌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在各种消费者形成的负债及偿债记录,如赊购、水电气话先消费后付款形成的欠款等,以及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约占个人总负债10%;  (3)公权力机关所掌握的个人在履行法定义务过程中所形成的负债记录,如欠税、欠缴罚款、应执行的法院判决等,约占个人总负债5%。  有论者提到,“但对征信制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信用信息,还是信贷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主要是考察还款能力,而还款意愿则更为重要。“征信制度秉承一个基本理念,即考察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权衡其偿债意愿头等重要,偿债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偿债能力。判断借款人偿债意愿的可靠依据,是其借钱还钱的历史记录,即信贷信息。”  换言之,信用评价考察的是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个体信用评价也是围绕这两个关键的衡量标准与尺度。  三是信用评价如何具有可靠性与权威性。  征信体系与一国的社会信用文化与市场经济基础紧密相关,不同的信用文化和经济发展程度会形成不同的信用评价机制与征信体系。从世界范围看,个人征信体系大概有几种模式:  一是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中央银行建立“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为主,兼有私营征信机构的社会信用体系,比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  二是市场主导型,比如美国;  三是会员制模式,以行业协会为主建立信用信息中心,比如日本;  四是以商业银行基础数据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比如中国,此种模式类似于欧洲,但私营机构基本不是主流,主要由央行征信中心监管与负责提供报告,征信市场准入与牌照发放等等由央行决定。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未经历基于内生驱动的成熟发展历程,征信体系也无法以市场主导为基础,因此在强大的银行系统基础之上,中国征信体系形成以商业银行为基础、以央行为基本载体与监管主体,形成社会公共信用体系,并使此种“信用评价”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与“中国脉络”。同时征信与征信业又密不可分,这也就是在2013年之时,中国出台的是《征信业管理条例》,其中对征信业务之基本内容、基本架构等等进行规定。  在以上三层内涵的基础上,征信制度与中国征信体系亦存在三重“门槛”:  一是采集与运用数据,必须与征信目的相关,并不存在脱离授信目的的数据采集与运用,此为“第一重门槛”;  二是信用评价不仅在于被评价的个体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更在于是否具有意愿,甚至意愿重于能力,“还款意愿”则成为“第二重门槛”;  三是信用评价所接入的征信系统,具有公共性特征,对个体的信用评价与认可只能依据公共机构的确认,征信机构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评价机构的“公共性”或“准公共性”则是“第三重门槛”。  上述第一、二重门槛是基于征信本身性质与特征而言,而第三重门槛则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实践而言。  在中国,尽管“公共性”似乎总会引起一定信任危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民间似乎并不存在形成强大信用文化与信用传统的基础,因此,公共信用体系的形成具有一定现实性。  但是殊值辨识的是,征信可能并不像石油、天然气、水、电等等行业是一种自然垄断行业而具有自然垄断地位,而是具有一种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特征,存在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二、大数据时代的信用评价  数字经济时代呼之欲出,数据正在各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目前在不少平台上,数据控制与处理主体正在利用大数据对个人进行“信用评价”,比如根据交易数据、平台信用消费记录等等形成一定信用分,并在个别领域或事项上享有一定信用免押服务等等。  对此,有人直接将其称为“大数据征信”,并认为这可能是征信的一种新形式。而同时也有论者持反对意见,如世界银行集团TonyLythgoe认为,“从社交网络采集的这些信息是由个人提供的,很难保证数据是客观准确的。”因此,如何看待大数据时代的信用评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中国征信体系而言,可能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洵需探讨。  一是正当性。  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数据控制与处理主体获得个人数据,是否有权利用这些数据对个人进行“信用评价”?  这可能涉及一个数据利用规则的问题。从目前对数据利用规则来看,似乎并没有禁止数据控制与处理主体在自有平台上利用个人数据对个人进行“信用评价”,只不过此种“信用评价”事实上是区别于已被概念化并具有特定内涵的征信意义上的“信用评价”。  同时,作为一种假设,对于某些消费者而言,如若其从未从事过相关信用交易的话,其在某些平台上的日常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为可能的、潜在的征信意义上的“信用评价”,可能既符合时代特征,也有利于增益个人权益,而并没有减损个人权益。就此,征信中“征”的范围与要素是否也应随着人们行为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此,在正当性这个维度上,利用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价”似乎并无不妥,当然对于是否属于征信意义上的“信用评价”,将在下面相关问题中讨论。  二是合目的性。  接下来要讨论为什么要对主体进行信用评价。  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征信”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也具有特定运用场景,即基于特定信用交易目的(尤其是与资金相关)而获得信用评价。有论者认为,征信产品的运用场景应该主要是信贷领域,而不是什么领域都能用征信产品。而目前平台的信用评价可能基本上并不具有此目的,大多数可能还是在自己的平台上进行循环或者是基于商业合作而享有一定信用服务,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如银行授信等信用交易事实上并无太多关联。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平台的此种“信用评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极限地接近于考量个体信用交易目的的方式与手段。因此,尽管本文认为当下的“信用评价”无法符合征信目的,但是或肯或否、非此即彼的定性判断可能都不够客观,将之看作是一个开放式问题,可能更为妥适。  三是合理性。  上述正当性与合目的性旨在讨论的是平台信用评价的外部问题,而合理性则讨论此种信用评价的合理性,是一种自身内容与体系上的观察与评价。  有论者认为,大数据征信模型与传统评分体系有所不同。此种信用评价深度融合了传统信用评估与创新信用评估,开创了大数据征信模型。在模型中,信用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其他维度包括身份特质、履约能力、行为偏好和人脉关系(此项分数比重稍低)。通过这五大维度,建立了刻画个人信用全貌的模型。  持相反观点者则认为,大数据不是征信,征信和诚信也有区别。比如,现在利用大数据可以掌握的信息很多,一些机构根据这些信息对个人“画像”,描述其身份、社会地位、生活习惯、消费能力等特征,并对其进行信用评分。作为一个商业组织,通过这种大数据“画像”方式做市场营销无可厚非。  但是,假如做征信,把社会公众“画成”三六九等,会导致对部分群体作出歧视性安排,这种做法不仅经不起科学推理,而且有悖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征信机构要从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个人隐私权益方面出发,所有信息使用应该授权,应该特定用途,特定授权,不能一次授权反复使用、多次使用、无限使用。  回到信用评价的根本与内涵,应是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并重,而偿债意愿更为重要,比如目前存在的各种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失信被执行人”等等,就将他们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之中,而目前大数据所可能产生的“评价”一般只能说明个体的消费能力,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偿债能力,虽然在一些平台信用类产品上也能如信用卡等等实现一种信用交易,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偿债意愿,但从整体的信用评价来看,确实无法较为充分地体现个体的偿债意愿。  另外,关于此种信用评价之可靠性与权威性。尽管在数据十分充分的时代,人们可能会批评和质疑如若不将其运用于信用评价等领域,认为并未实现数据的“物尽其用”,甚至可能是一种浪费。  但是无论如何,依靠强大的传统的银行交易信息对个人进行信用评价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与权威性,其实也是具有效率的。而同时,如第一部分所论,中国并不存在民间信用体系,也基本上不存在能够形成此种体系的经济、社会与道德基础,毋宁说第三方平台是否能形成具有权威性的信用评价,即便是商业银行之间,他们各自对授信的判断也并不通用,仅仅是一种参考作用。  因此,信用评价具有公共性,并且仅认可依据市场准入而取得资质的主体所作出的信用评价,在中国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可见,大数据的运用于信用评价之时,事实上可能并不符合征信之自身逻辑与特征,而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征信。只能说二者在抛却目的性、权威性和被认可度等因素之外,在技术处理方式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考虑体系化以及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接入等问题,其实质差异则可能是南橘北枳。  三、大数据信用评价的公共性准则  现如今,海量数据存储于第三方平台,但是有关这些数据的性质、产权归属等问题,却多有争论,比如有认为这些数据具有财产权性质,属于平台企业、或者某些权能属于企业、或者属于企业的资产等等。无论数据产权如何争论,最大化利用数据却始终是共识。因此,在征信中如能更好地使大数据发挥作用,则无疑对于个体、企业和国家都有益。  第一,平台数据可以成为信用评价的来源之一。  从个体角度而言,人们在意欲获得授信之时,最希望的是授信机构能够“最大化”地去判断自身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相比以前的传统交易,人们惯常使用现金,而现在网购、无现金交易越来越多,能够形成记录的资金方面的记录越来越多,那么在个体申请信用交易或者申请授信之时,既希望自己与银行之间的资金记录能够证明还款能力和意愿,也希望其他的消费记录能辅以证明还款能力与意愿。  个体也希望日常消费能够进一步“增值”个人信用,成为一种可能的信用证明。  第二,平台信用评价尚需深入挖掘与建构。  之所以平台的信用评价受到质疑较多,主要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大数据都具有评价意义。比如当然,对当下很多具有“描述性”特征的大数据方面的利用而言,基本上是以“精准营销”为目的,对于信用评价则并不具有意义。  但同时,必然有一些数据是对信用评价具有意义的。比如有一些产品具有借贷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持续观察、获取一些有关个人的偿债意愿与偿债能力等数据,这种产品就可以进行改造而成为更接近于信用评价的工具。  但在实践中,有的人用平台之内的借款工具而偿还信用工具,在一个平台上形成了“自体循环”,这种情况就完全无法判断个体的信用能力,与传统的信用卡产品等等存在很大不同。  再比如,目前有银行就与第三方平台合作,进行一些消费贷款(快贷)业务的信用评价考察等等,这也不失为一种先行先试的商业化尝试。因此,目前某些平台产品只能说是初具雏形,尚需深入挖掘建构。  第三,信用评价的公共性衡量。  事实上,此种公共性链条分为两段:一为大数据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二为利用大数据所产生的信用评价亦具有公共性特征。尽管对于大数据权属颇具争议,但是数据控制与处理者占有这些数据,仍然具有一种占有意义上的绝对优势。  不得滥用数据、保护个体权益,此为数据利用规则本身之内在要求,而此种数据也在利己性与利他性之间共存协调,具有一定公共性特征。而大数据信用评价的公共性特征,既表现为评价机构应当是独立的第三方、并且保持客观、公允,同时又表现为只有进入社会公共信用体系,才可认为此种评价具有公共性。  目前信联的作用到底能发挥到何种程度,可能尚需时日观察,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说,各平台数据架构互不相同,数据如何导入及汇总真正实现共享也是难点之一。  从微观的信用评价构成或信用报告而言,我们尝试做一种假设或预测,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或信用评价应如何设置评分机制,可能需先行讨论,大致可以存在以下几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第三方平台信用评价成为个人信用报告的一个部分,切割、分配出一定的比例,比例多少可以摸索,1%、2%……10%;  第二种方案:第三方平台信用评价成为个人信用基础信息的一个部分,成为征信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部分,不占比,但是作为必要性的参考依据;  第三种方案:成为个人信用基础信息的一个部分,成为征信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部分,不占比,但是作为可选择性的参考依据。  上述几种方案可在定性或定量层面分别观之,可根据实践发展情况作动态系统调整。  综上,大数据时代应充分发挥数据所带来的“增益”与福利,但是其接入任何制度或体系之时,都要尊重和遵循事物与制度的本质与核心特征,征信制度亦是如此,实现“数据尽其用”,同时也使征信制度更加丰富、完善、具有时代特色。
    11/08 信用研究
  • 区块链是化解征信市场难题的一剂良方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要利用区块链技术促进城市间在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有序高效流动。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信用是市场主体安身立命之本,加强信用监管是基础,是健全市场体系的关键,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公平竞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数十家分支机构的网站信息整理发现,自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发布至今,获得企业征信备案许可的机构数量超过130家,但其中已有20家左右的机构因业务调整或长期未实质性开展征信业务,已经注销了相应资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的明确要求,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重启企业征信备案通道的举动,都意味着中国的征信市场可能在监管的助力下,进入快速规范发展的道路。市场对征信行业需求愈发迫切随着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信贷市场整体规模也持续快速增长,其中个人信贷业务发展尤为迅猛。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以信用卡为例,截至2017年末,信用卡已累计发行7.9亿张,过去九年间的年均增速为17.4%。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的市场规模也迅速扩大。同时期企业信贷规模也在逐年增长,但伴随着企业信贷规模增长的还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以商业银行为例,据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2014年一季度末的1.04%上升到2018年四季度末的1.83%,对应的不良贷款余额升到2.03万亿元。风控是金融业务的核心之一,而征信作为金融风控的基础工具,其重要性不必多言。信贷业务规模的不断增加需要征信体系作为支撑,而新型信贷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不良贷款等问题的日益显现,则对征信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征信行业的主要模式大致分为三类,包括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会员制。中国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征信行业不同,其模式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行业的整体格局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民营征信机构为辅。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主导建设了中国征信系统,从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等采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了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集中的档案库,并对外提供有条件查询。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市场主导型国家中,行业的整体格局则是以商业化征信机构为主,这些机构可以对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和数据加工,以产出信用报告并赚取收益。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机构的主要作用在于制定征信行业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在会员制模式下,行业协会主导建设非盈利的中心化的信用平台,协会会员上传己方掌握的企业或个人信用数据至平台,并可以通过该平台查询其他会员机构上传的信用数据。目前会员制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日本。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开始建设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2002年系统建设完毕,并完成“总行-省市-地市”三级覆盖。2004年到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改造为企业征信系统,同时建设完成了个人征信系统。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征信系统已于2006年上线,但对中国整体的征信行业而言,其快速并且规范化地发展却始于2013年,因为在这一年颁布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同时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已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潜力。由于企业征信采取备案制,门槛远低于个人征信业务,于是在2014年,嗅到商机的众多机构积极地在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开展征信备案工作,而等到首张个人征信牌照落地百行征信,已是四年之后的2018年。由于非盈利、非市场化的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现有数据的覆盖率比较有限,仍存在许多信用白户。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于接入机构的要求比较高,多数非银金融机构达不到其门槛,无法接入征信系统,造成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和消费金融行业缺乏覆盖的现实。但实际上这些新兴金融领域发展时间短、增速快,正处在需要严格的风控来支持其平稳发展的阶段。这两年来P2P平台“暴雷”的事件较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盲目扩张、风控不严导致的,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同时,由于存在着对数据的巨大渴求,而又缺乏相应的渠道获取数据,所以部分金融机构被迫从非正规渠道购买数据,但往往此类非正规渠道数据存在质量差、渗水严重等问题,无法满足开展后续数据分析服务的要求。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详实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导致中小企业长期受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困扰。如果能够通过信息的流转、共享,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对中小企业准确的信用画像,就可以解决中小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问题。对于新兴金融行业内的机构来说,一是自身达不到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门槛,二是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商业化征信机构。因此,可否参照日本的会员制模式,由行业内的各机构共享征信数据呢?答案是,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需要克服的最主要难题就是各机构间一直以来存在的信任问题——各方不愿将己方的数据与他方共享,宁愿将其握在手中,最终导致形成“数据孤岛”,使得“多头借贷”、“骗贷”等欺诈事件和信用违约等失信事件时有发生,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因此,如果能解决信任问题,打通“数据孤岛”,在保证数据所属方利益的情况下,让征信数据在金融机构间规范化地流动、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大数据分析,以满足行业多元化、个性化的征信需求,则会成为未来中国征信业的发展方向。区块链为共享征信提供解决方案根据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定义,区块链是使用密码技术将共识确认的区块按照顺序追加而形成分布式账本,其本质是分布式账本、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集合:一是分布式账本。分布式账本指的是交易记账由链上的多个节点共同完成,且所有节点记录的都是同一套完整的账本,故每个节点都可以参与验证交易的合法性。二是点对点传输。点对点传输指的是链上的各个节点间可以直接通信,而无需通过传统的中心化机构(节点)来进行信息的交互。三是共识机制。共识机制指的是链上所有记账节点对于认定与验证交易有效性所共同遵循的规则。四是加密算法。加密算法指的是密码学算法,用于保护区块链上数据的隐私安全。区块链被《经济学人》杂志定义为“信用机器”,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相互之间不信任的节点连接在一起实现信任机制的传递,并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隐私保护等特性。区块链网络作为底层架构,可以通过接口与应用层对接,从而实现数据的交互。将区块链应用在共享征信领域,可以达到以下方面的价值提升:一是加密算法可以实现对数据所属方的隐私保护,并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匿踪共享。各机构以节点身份将数据上传时,区块链网络会对其明文数据进行加密,链上的数据皆以密文的形式存在,各机构都拥有各不相同的私钥,私钥可允许机构对自己的数据进行增、删、改、查,在没有获得所属方授权的情况下,机构是无法对他方的数据进行查看或其他操作的,保证机构的数据隐私不被侵犯。利用加密算法,还可以精确、灵活地实现信息的共享。例如,当链上的机构想要查看其他参与方的明文数据时,可向其他参与方发起解密授权的申请,该数据所属方可根据情况对其进行解密授权,授权颗粒度可达到字段级别,同时也可以按照时间段或者业务角色进行授权。另外,使用加密算法的零知识证明技术则可实现密文状态下的信息验证,其指的是交易参与方可以在无法对密文解密的前提下,对第三方交易密文进行验证。也即,零知识证明可以使证明者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被证明信息的情况下,使验证者相信关于被证明信息的论断是正确的。使用零知识证明,可以使得链上各参与方在无需公开己方明文数据的情况下,即可将基于该征信数据的信息共享给他方。二是区块链可以保证征信数据的不可篡改性以及可追溯性。链上各金融机构作为节点共同参与记账,且各节点的账本有且唯一,可有效防止对征信数据的篡改。同时,数据上传时带有时间戳,并记录在区块中,而各区块只能按照顺序追加的方式相互连接,使得数据可以追溯,提高了机构或个人的违约成本。三是当节点对网络做出贡献时,区块链可自动对其实现激励。当各金融机构将其所拥有的征信数据上传至区块链网络后,其他参与方若查询命中该数据,则对数据所有方进行激励,从而鼓励各机构积极共享、更新数据。四是通过共识机制,区块链网络可在不同机构的数据库间实现数据共享维度上的统一。在征信场景中,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等领域,尚未有关于征信数据的行业性标准出现,各机构对于征信数据的分类与管理存在差异,而共识机制可以保证数据共享维度上的一致性。五是当节点对网络做出贡献时,区块链可在没有中心化后台的情况下,利用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公平化的激励机制。当各金融机构将其所拥有的征信数据上传至区块链网络后,其他参与方若查询命中该数据,则对数据所有方进行激励,从而鼓励各机构积极共享、更新数据。六是区块链网络可保证信息的安全性。由于网络中存在多个分布式节点,当其中部分节点出现故障时,剩余节点仍可正常运转,信息交互可以不被中断。当节点故障排除后,其余节点可将其记账账本复制给该故障节点,从而保障后续其仍可正常参与记账。七是区块链网络拥有极高的可扩展性。各机构可以节点的身份参与到该区块链网络中来,并用API端口对接的方式将己方的应用层接入区块链底层,方式灵活,易于满足细分行业中征信数据的共享需求。所以,在细分金融行业领域内部,各金融机构可以共同设立一条联盟链,以区块链独立节点的身份和API对接的方式加密共享己方数据,查询他方信息。由于各方的数据在链上都是加密存储的,他方仅可通过零知识证明的方式进行匿踪查询,理论上并不存在违规泄露客户数据的问题,同时也能保证数据所属方的商业机密。此外,该联盟链内部可以设计和遵循“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保证数据所属方的利益,帮助各机构共同实现风险的洞察与预警。通过上述方式,解决了机构共享数据意愿差、更新慢和人工采集信息耗时长、成本高的问题,降低了接入门槛,使得数据来源的维度得以丰富,且各行业平台还可以根据本行业的特定需求,定制化的开发大数据分析功能,灵活地满足机构对于风控的要求。目前,市场上已有金融机构陆续开始落地区块链共享征信场景下的应用。探索多维度数据互联互通尽管征信行业的市场需求旺盛,但《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对于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如“采集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今年5月底发布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数据收集处理应用的细则,比如网络运营者不得在服务方面采取歧视行为,或者以默认授权、功能捆绑等形式,强迫、误导个人,使其同意授权收集个人信息。如何在保证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在机构间通过区块链底层网络的形式共享征信数据是各企业需要与监管部门去共同探索的,数字证书(CA)则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另外,目前已落地区块链共享征信应用的数据主要还是集中在黑名单共享上,但实际上各机构还可以通过区块链底层网络交互更多维度的数据信息。比如近年提出的“银税互动”政策,就是以国税部门的权威涉税信息作为参考,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而区块链则可以实现政府机构与金融机构应用层间的打通,并为二者间的数据互通带来隐私保护、加密共享、传输效率等方面的价值提升。同样的,电力公司也拥有企业的电力数据,也可以作为另一种权威信息来协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电力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应用层间的数据交互也会涉及到类似的问题,区块链同样也提供了一种非常合适的解决方案。信用是整个金融行业的基石,征信市场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企业,尤其是贡献了大部分就业体量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也关系到了金融机构的成本与风险,乃至社会效益总和的提升。而除征信数据以外,机构间是否还能通过区块链底层网络进行更多维度的数据交互,再进一步促进风控能力的提升,效率的提高或业务的拓展,也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10/30 信用研究
  • 网红经济,诚信方有未来
      随着电商新业态不断出新,一些现场直播、网红代言等互联网销售形式受到网友追捧。但与此同时,其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刷单”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对此,近日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商第三方平台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并将对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媒介形态的演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日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指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职业”,网络直播、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拉动灵活就业人数快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没有知名度的普通人,靠优质内容创作赢得了关注度。去年“双11”,有网络红人创下3.3亿成交额的纪录,某“口红一哥”5分钟内卖掉了1.5万支口红。数字经济新趋势,改变了传统商业营销格局,让人看到了社会化营销的新商机。  网红经济的本质是口碑经济、诚信经济,信用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比如,一个特别懂电子产品的“极客”,之所以能在垂直领域建立知名度,带动产品销量,关键是其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见解。但现实中,一些网红及其身后的孵化公司,在流量价值面前打起“如意算盘”,或弄虚作假“刷单”买粉丝、买评论,制造数据假象,骗取广告客户信任;或为劣质商品代言,做一锤子买卖;或索性绕过平台点对点交易,将交易移到“桌面底下”,可能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粉丝没买到合意的产品,广告客户没买到承诺的效果,伤害了社会化营销这一电子商务新业态。最近,一位网红直播博主就因为大量刷假评论、以虚假阅读量欺骗客户,被关停了账号,其所属机构也被暂停了旗下所有账号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权限。  无论是保护新业态发展还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对出现的问题,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在规范的同时加强监管。相较于线下门店,网红直播销售的即时性,无疑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对明确违法的行为做到“重拳出击”、以儆效尤。从平台监管角度看,一方面要保护广告客户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帮助其准确知晓相关账号的流量价值,对商业纠纷要建立常态化的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对“买粉”“刷单”“假评论”“卖假货”等行为,也要加大打击力度。比起监管部门,平台凭借数据优势与管理权限,更容易刺破商业欺诈的面纱,理应更深度参与到互联网发展共治中来。只有用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作为保障,让人们愿消费、敢消费,才能让消费更好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新的电商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色。这背后,是大量个性化产品对人们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通过更健康的模式、更好的监管,让新业态、新供给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就能让更多消费者放心消费,促进消费的蛋糕越做越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0/30 信用研究
  • 政治局集体学习专议这项技术发展,习近平有何深远考量
    “区块链”这个新鲜词儿最近“火”了!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发展区块链技术的重要意义、发展方向等作出深刻阐释,并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的讲话信号鲜明,意蕴深深。6个“要”,指明区块链技术发展方向区块链是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使用密码学保证传输和访问安全,能够实现数据一致存储、难以篡改、防止抵赖的记账技术,也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当前,区块链正在成为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区块链技术应用覆盖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主持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明确强调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如何把握好这一重要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习近平从6个方面指明了方向:——要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要推动协同攻关,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突破,为区块链应用发展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要加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加快产业发展,发挥好市场优势,进一步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要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培育一批领军人物和高水平创新团队。6方面内容,覆盖了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各个重点,每一项要求都体现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展新技术、把握新趋势的深刻认识,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明确的信号意义。“融合发展”,提领区块链技术发展部署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随着区块链的迅猛发展,相关技术应该怎样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习近平在此次集体学习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很关键——融合发展。习近平说,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重要讲话里,习近平作出细致部署:——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监管难等问题。——要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为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动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各行业供需有效对接提供服务,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探索在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要利用区块链技术促进城市间在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有序高效流动。——要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习近平常说,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仔细理解习近平作出的一系列具体部署,数字经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其中很多内容都与百姓生活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造福民生。新技术的健康发展应用,离不开科学的管理和规范。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强对区块链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分析,密切跟踪发展动态,积极探索发展规律。要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引导和推动区块链开发者、平台运营者加强行业自律、落实安全责任。要把依法治网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中,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重要突破口”,透露抓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深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键核心技术尤其关系整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主持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大背景下,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着重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要立足自主创新、自立自强。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如何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习近平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人工智能具有多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的特征。我们必须加强研判,统筹谋划,协同创新,稳步推进,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窥一斑而知全豹。区块链提上政治局集体学习日程,不仅体现着习近平对于新技术新领域的高度重视,更是对包括区块链技术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长远考量。习近平不止一次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习近平的这些话,语重心长,需要我们反复品味。(新华网金佳绪)
    10/30 信用研究
  • 马云谈区块链:是一种解决隐私、信用问题的技术
    一夜之间,区块链行业迎来春天。据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马云谈区块链:区块链不是泡沫,比特币才是众所周知,由于比特币波动性极大,不少名人并不看好,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说过对比特币狂热是不明智的,股神巴菲特直言比特币是一种“幻想”。虽然比特币不受待见,但与之相关的区块链技术却备受追捧,那么,马云是怎么看待的呢?马云曾表示区块链不是泡沫,比特币才是。而且区块链不是金矿,不可能一夜暴富,区块链必须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解决隐私、信用问题的技术。什么是区块链?它怎样为实体经济和金融赋能?区块链这么火,你搞清楚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据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连一席谢嘉琪甘源)报告介绍,狭义来说,区块链是一种将数据区块以时间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的、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数据库(或者叫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DLT)。分布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数据由系统的所有节点共同记录,所有节点既不需要属于同一组织,也不需要彼此相互信任;二是数据由所有节点共同存储,每个参与的节点均可复制获得一份完整记录的拷贝。区块链如何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赋能”?恒大研究院总结为四点:范围广、跨主体、提效率、降成本。范围广:区块链技术能够广泛服务于金融和实体经济领域。几乎所有行业都涉及交易,都需要诚信可靠的交易环境作为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支撑。区块链通过数学原理而非第三方中介来创造信任,可以降低系统的维护成本。跨主体:与流行的观点认为区块链将冲击现有的商业逻辑和环境不同,恒大研究院认为,区块链技术目前更适合落地于价值链长、沟通环节复杂、节点间存在博弈行为的场景,是对传统信息技术的升级、对现有商业环境的优化而非颠覆。传统信息技术(如OA、ERP)提升了企业内部的协作效率,区块链技术则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跨主体,通过保持各主体间账本的安全、透明与一致,从而切实降低各参与方的信息不对称。提效率、降成本:区块链能够融合实物流、数据流、信息流、资金流,简化验证、对账、审批、清算等交易流程,从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在部分场景中,区块链也能帮助实现数据确权、促进信息共享。
    10/30 信用研究
  • 跳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