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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信用能做什么
      征信报告、诚信值、芝麻信用分、小白信用、腾讯信用??这些字眼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对人们来说,信用好似是一个无所不在,却又难以触摸的东西。信用究竟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该如何让信用不断升值,并使用好它?  信用是网络时代个人的重要资产   在大量需要被证明的领域,未来仅仅需要一个信用分值就可以代替抵押物,或者以往需要提供的一沓证明材料,这是信用的价值核心所在。  租房、租车、住酒店免押金,买东西先用后付款,办理签证不用提供存款证明,办信用卡免除繁琐的手续,甚至求职也不用提供一摞证明材料,这些在不远的将来都会是普遍现象,而有的在眼前已经实现。   以较早开始征信服务的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为例,信用分值在750分以上,是一个优质分界线。达到750分,就证明你信用极好,可以享受诸多便利。  在金融服务上,可以享受更快速更优质的服务,如绿色通道快速放款、贷款额度上升、还款优惠等;在购物时,可以先体验再付款,还可以申请类似信用卡的消费额度,有一定的免息期;在出行时,可以享受零押金入住酒店和民宿,免押金在神州租车等租车企业预定押金在5000元以下的短租自驾服务,部分租房平台也可以凭信用分免押金入住;电信服务,可以免预存办理手机卡和套餐;一些国家的签证如新加坡、卢森堡等通过信用分可少提交很多证明材料;社交的征婚交友,信用分也是重要的参考项。  在民生服务上,信用也在发挥作用。2016年,芝麻信用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在全国率先推出“先诊疗、后付费”模式。患者不需缴费,可在医院挂号、诊疗、检查检验、取药,之后再付钱。据统计,此举可平均节省患者60%的就诊时间,缓解了排队付费难的问题,而且施行一年多来,还没有出现一名患者违约。  近年兴起的共享经济,信用更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共享单车,还是充电宝、玩具、图书,只要信用值够,只管拿去用。通过信用积分进行信用评级,来减免押金,是当前市场普遍认可的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是信用体系推动了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模式也倒逼了社会信用体系的进步,对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共享经济将率先向信用经济升级,只有建立以信用驱动的共享经济模式,才是健康、可持续、真正的共享经济。  西方国家的个人信用服务已经非常成熟。以美国为例,每个公民从出生开始就会得到一个社会保险号,这个九位数的号码跟随公民的一生,串联起了一个公民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信用记录。美国的个人信用分分为几个等级,300分是最低分,850分是最高分。据统计,全美国的平均信用分是692分,在实际生活中,700分以上者就算信用良好。  而良好的个人信用可以带来显见的经济效益,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很多优惠和福利,如信用良好的美国公民在买房买车时可获得更高的可贷额度和更低的利率,买保险可以获得更低的保费。公司在雇佣人时也经常调取面试者的信用报告作为参考。  保护并升值我们的信用   显然,信用分越往高走,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更多。以上列举的各种应用只是目前的部分服务,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信用分势必将和人们密不可分,息息相关,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哪些行为会让我们失分?怎么样去提高信用,用好信用?  信用上的失分,可能对你的生活乃至工作产生严重影响。在美国,信用已不仅仅是经济指标,还是对一个人的判断标准。信用分低,容易被商家或者金融机构拉进“黑名单”,还会严重影响职场的发展。  传统意义上,下面这些典型的失信行为要列为重要注意事项,尽量避免触及。信用卡消费没有按时还款,买房的按揭贷款或其他信用贷款没有按期还款,为他人担保时他人没有按时履约,各种缴费如通信费、水电气费长期欠费或拖欠滞纳金,没有按时履行法院经济类的判决,欠税未交等,都会严重影响个人信用。如上海、四川、江苏省、山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如果居民存在欠电费、窃电等行为,其失信记录将被计入该地信用辅助系统,由此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会被提供给各类金融机构参考。  近年来的一些新规定,将在出行乘坐交通工具、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考试作弊,也纳入到了个人信用范畴。国家旅游局出台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对情节严重的游客不良信息,会进入到征信系统,影响到个人银行贷款、出境等。2017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将考试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用人单位及社会提供重要参考。  而在当下的互联网社会,影响到个人信用分的事项更多。如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违约记录、网上订酒店未去入住、网约车爽约、网购的不良行为、网上售卖假货、使用共享单车的不当行为等,在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都会被记录在案,影响到个人信用的评分。  特别是近期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个人信用信息平台——“信联”的正式成立,将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互联网征信机构都纳入其中,在这些互联网巨头的领域里,网络的失信行为更是无所遁形。  对失信人的惩治,国家出台了多部法规。2013年,最高法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同年,最高法又出大招,联合44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这些规定旨在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加大对诚信主体激励和对严重失信主体惩戒力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尤其是《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最高法通过与公安部、人民银行、铁路、民航、工商总局、阿里巴巴等机构的跨部门跨领域合作,通过8大类共计55项惩戒措施,对失信人的金融权益、商业行为、消费层级、出入境管理、职务限制、信息公示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使得对失信行为的惩处有章可循,行之有效,有力推动了诚信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个人信用体系的完善,这已经是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显著标志之一。个人信用服务已经遍布我们的生产生活,互联网的发展将创造更多的信用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未来必将是一个信用社会,信用是人们最为宝贵的无形资产之一。“人无信不立,车无辕不行”。所以我们要将重视并爱护个人信用,不仅在涉及金融领域的行为中做到认真履约,及时还贷还款,还要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积累并升值自己的信用值,如及时缴费,多使用互联网金融工具,同时做到遵从约定,在网络中的各种行为做到文明守信。做到这些,相信你的信用值必将不断飙升,并给你带来获得感、幸福感。(作者方言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8年第2期)
    09/10 信用研究
  • 信用惩戒应成常态治理模式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规定,有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等行为的,将限制乘坐火车。此外,重大税收案件违法当事人;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人;失信被执行人等,限制乘坐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  此次公布的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的文件,相比之前散见于各个部分自行发布的“黑名单”体系更加完备,且涵盖了铁路、税收、社会保险、证券、期货等多个领域的违法失信人。这说明,信用惩戒将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关部门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科学论证,充分调研,进而构建效力更高、体系更科学、覆盖面更广的信用惩戒体系。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成,国无信则衰。一个人的信用状况和道德水平不仅影响个人形象,更会给其带来实实在在的不便和损失。这种现象在熟人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很多人所感知,行为人更有切身体会。如一个偷鸡摸狗、好逸恶劳、欠账不还的地痞无赖,除受到拘留、罚款等处罚外,还将被邻居、同事乃至亲朋好友孤立,没有人愿意与其交往、交易。  但如今,人们的流动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处于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道德压力和口口相传的声誉评价对违法失信者的限制逐步淡化。一旦违法失信人脱离原有生活地或从业领域,另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其基本上感受不到任何道德压力。痛感的降低,自然无利于形成威慑,倒逼违法失信人积极纠正错误,弥补损失,树立对法律和规则的信仰。同时,其他社会主体由于无法辨识、评估交往、交易对象的信用状况,会导致“遇人不淑”,蒙受损失。  因此,现代社会中,信用评价理当成为人们的第二身份,信用惩戒应成为降低交易成本和交往风险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当欠账不还的“老赖”面临的不仅是罚款、拘留,更是无法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的限制时;当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者面临着不仅是罚款,更是180日不得乘坐任何火车的限制时,这些违法失信人就会因无法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的应有便利而“面子里子”尽失,切实感受到失信带来的切肤之痛。  当然,由于尚缺乏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很多部门的惩戒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如信用惩戒毕竟是对公民名誉的负面评价和部分社会活动的限制,应遵循谦抑原则,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谨慎而为,根据违法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性,设置力度不同的惩戒级别和惩戒期限。  同时做到信息共享及惩戒领域和惩戒措施的全覆盖,在民航、信贷、旅游等方面,对各个领域的失信行为作出惩戒。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并导致积极履行惩戒职能的部门遭受损失。如在民航部门未作出限制的情况下,失信人可以放弃高铁转乘航班,轻松地逃过惩戒网络,铁路部门则会损失客源。  现代社会就是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惩戒应成为常态治理模式,像无形之手那样无处不在地约束人们,守护社会正常运转,通过全方位、全领域、无疏漏的信用惩戒,补上人口流动成本较低背景下对违法失信人惩戒不力的短板,让失信者处处受限,加快打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让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
    09/10 信用研究
  • 林钧跃:行业信用体系框架设计方法浅议
      自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实施以来,部际联席会议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力度空前。在初步建成“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设施的基础上,近两年围绕“失信惩戒,守信激励”机制的建立,实现了向信用信息应用方向的工作重点转移,让全社会切实感受到了信用力的作用,也让民众享受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成果。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分别在“条块”两个方向推进,是在中央和地方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具备支撑条件下先后开展的。作为“块”的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先行展开,发改委和人总行先后在2015和2016分两批43个城市进行试点,并在2018年初选取首批12个城市做“示范”。作为“条”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自2017年初启动,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引入第三方信用服务业机构的力量,共同参与34个领域的信用体系设计和建设工作。可以预见,就在今年内,诸多行业或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就要进入设计阶段。有些行业还会先行一步,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  对一个行业来说,行业信用体系是一个投入很大的“百年工程”,一个好的框架设计方案至关重要,特别是它的适应性、完整性、技术先进性和可持续升级等考虑或指标设置。尽管它往往是行业信用体系设计的最初方案,还不是设施架构或施工技术方案,但其性质是顶层设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具备指导性。它最忌设计者以偏概全,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误导委托方。  但是,遗憾的是,去年在阅过二、三十份行业信用体系设计方案之后,笔者发现设计单位普遍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缺陷。提供设计方案的信用服务机构在技术和数据资源上各有长短,但设计水平普遍有待提高。因此,借《中国信用》的平台,提出设计者应该注意的6个问题,以供探讨。  一、 定义覆盖范围和参与主体   首先,设计者要对目标“行业”进行定义,给行业划定边界。在多数情况下,“行业”不能简单地按照《国民经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进行划分。对非经济类的行业,也不能简单地按照单一社会功能进行划分。  在方案设计时,行业的划分更要考虑“委托方”的立场。假如站在政府信用监管的角度,“行业”会与一个政府部门的监管范围和职能相关。以民政部的监管职能为例,它涉及社团管理、婚姻登记、救灾救济、优抚安置、拥政爱民、区划地名、老龄工作、社会救助、基层选举低保、福利、慈善、殡葬等诸多领域或行业,还包括民非企业,福利彩票和基金会这类涉企业和涉金融的领域,在设计民政信用监管体系时,绝不能只考虑一、两个行业的信用或失信特征。在另一方面,恐怕民政部只能建立一个信息基础设施和一个信用监管平台。  再如站在行业组织的角度,有的行业协会的界别窄,成员单位只来自一个特定的小行业。但是,不乏有大的行业协会覆盖若干个国标定义的“分支”行业。  “领域”的覆盖范围大很多,往往大于一个政府部门的信用监管范围,更是大于“行业”范围。假如真的要建立司法公信领域的信用体系,就是涉及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四个以上“部委”。  设计者最易犯的错误主要有二,一是不能提供给委托方足够的知识,从而过度迁就委托方的狭隘思维;二是只知道发挥或兜售自己所在信用服务机构的技术特长,因而误导委托方,编制出一个挂一漏万的设计方案。  二、体系的运行主体和目标主体   通常,行业信用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即由政府信用监管、行业组织自律和信用管理技术支撑机构互联互动。虽各自的发挥的功能不同,或有主辅之分,运行主体却缺一不可。其中,行业组织自律方面的设计常有疏漏,企业分级评价只是方法之一,还应把企业公约、企业承诺、制定团体标准、宣贯信用国标、诚信教育、辅助监管等内容设计进去。  另一方面,目标主体所指的是受监管的目标主体,它们主要是行业内的企事业单位和重点职业人群。还有一个目标群体不应遗漏,就是所在行业的外籍人士,主要是在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作的常驻外籍管理和技术人员。  在许多情况下,目标主体还应包括一些乡镇、街道和园区。例如,北京的南锣鼓巷,它就是旅游目的地。马连道茶城,也在茶场和茶商所在行业。  鉴于目标主体的性质不同,应分别采用企业征信、个人征信和国际征信三种技术方法去处理,尤其是建立静态或动态信用档案的技术操作。  三、 定义“体系”   因为行业信用体系的是一种“体系”,设计就要符合体系的定义,具备体系的内涵。在内容上,行业信用体系必然包含: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即企业信用档案库、职业人信用档案库和反欺诈数据库,或许还要建立商品及其追溯的数据库。  运行框架则包括体系运行的各种软规则,以政策法规和标准化为主,还有一些机制,以及规划力和运作力等。配套工具也很重要,特别是在打算实施平台战略时,为实现动态交流交互的缘故,许多应用软件、计算方法、APP和BBS都会不断推出。  最忌设计方案丢三落四,分不清“体系”和“机制”,也分不清“系统”和“平台”。另外,设计者该替委托方着想,设计不忘“留足端口”,能允许系统“适时升级”。  四、要实现的目标   设计者要为行业信用体系设置目标,即欲达到的运行效果。目标设置应分成“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确定远期目标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和党政决议性文件。通常,理论确定的目标是更为理想和更为全面的。比之理论确定的建设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和部际联席会议下发的文件或颁布的政令更具有现实性。如果委托方是行业的政府监管或主管部门,依据党政决议性文件所给出的建设目标更为妥当。  一般来说,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远期目标是完善失信惩戒机制、行业的信用经济成分增长(信用投放量和受信余额)、重建诚信商业伦理和交易环境、支撑企业的品牌战略、支撑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度、防范出现大面积信用坍塌和系统性风险。  近期目标的确定比较简单,首要目标就是消灭本行业排序在前的、最严重的失信问题。其次是解决业内企业获取授信和増信问题,以及实质、实物性地奖励诚实守信的业者。具体来说,近期目标设置是与委托方分配建设工作任务紧密相连的,作为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会下发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指明本系统的信用体系建设方向和任务。  另有一种目标叫做“终极目标”,以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为例,就是形成全方位打击失信的天罗地网,基本上可认为是“政府联合惩戒机制”+“市场联防机制”的联动。  五、理论依据和运行软环境   做设计须有依据,不能仅凭经验而为之。所谓的“依据”,分别是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设计者常将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归于一类,这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鉴于发现、防范、转移、控制和预测信用风险该是行业信用体系发挥的主要功能,所以设计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其次是政府信用监管的规则。使用信用管理5项基本功能和部门设置规则依次进行筛查,可以完善行业信用体系的信控功能和运行机构设计,避免出现设计漏洞。  体系运行的软环境是指法律和标准化这两种规则。上述的政策依据可划入此范畴,这类依据包括相关的法律、中共中央的决定(文件)、国务院法规和监管部委局办的部门规章。标准化环境则是指行业信用标准和团体信用标准的配套,以及对信用国家标准的宣贯方式方法。也就是说,设计者应该在方案中提供两个清单,一是配套的地方信用法规的立法项目清单;二是欲研制的行业信用标准的名称和立项清单。  在诸多设计方案中,最常见的不足是合规度检查,少有设计团队配备懂信用、征信法律的专业人员,在给政府部门设计信用监管系统或平台时,根本就没认真做合规度检查。  六、诊断和问题排序   设计者在动手编制方案之前,须对行业进行“深度的”现场和文献调研,调研目标包括政府信用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业内企事业单位。政府信用监管部门是指负有监管本行业职能的政府部门,而不是类似工商局和质监局这种“通用型”市场监管部门。  在汇总分析调研结果之后,设计者要针对现状给出一个“诊断”结论,发现现行的信用体系运行状况和缺陷,提出一个“三选一”的建议。所谓的“三选一”是指在新建、推倒重来和升级改造三种方法之中选一个。  设计者还须在方案中提供行业重点失信问题的“排序表”,对行业面临或现存的最严重的失信问题进行排序,主要包括那些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社会影响最为恶劣、能摧毁行业信誉和引发群体事件等类的不诚信问题(非纯信用问题),切记不可死板排序,要与诊断结果相结合,考虑政府建设任务的排序。也就是说,问题排序往往是“双排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的次序会被调整。  由此可见,诊断就是发现问题,以及根据问题严重性进行排序。  总之,当前承接框架设计任务的单位少有成熟的,技术水平和编制的规范性亟待提高。在设计技巧上,委托人需要了解而设计者需要应对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引入大征信业外部技术支持的内容和方式、数据源和独特数据维度、实施平台战略的设计、设置或优选运行机构的考虑、编制设计报告的格式比较、诚信教育工程的嵌入、应对委托方评审组提出的要求、报告质量检验等,上述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作者:林钧跃)
    09/10 信用研究
  • 吴晶妹:建议设立“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统筹信用管理
    注:本文摘自《中国信用》杂志2018年1月刊,作者吴晶妹,原题为《实施全面统筹的信用管理是时代所需》实施全面统筹的信用管理是时代所需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信用理念与规则已深入人心,创建更高层次的管理机构、建立更为有效的信用制度、实施全面统筹的信用管理是时代所需。统一监管,我国有很好的基础。2007年我国就已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8年和2012年分别做了两次调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功不可没,已圆满完成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历史使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设立至今,人员变化很大,参与机构已很多,统筹协调难度日益加大。目前,统一监管与协调的职能事实上是由国务院承担了,很多文件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进入深化阶段,应创建专门机构,建立长效机制,以新模式、新思路,谱写中国信用建设新篇章。三大征信数据体系需要统一监管目前,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出现金融、行政管理、商业三大征信体系的格局。金融征信体系。我国金融征信体系的核心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其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个人征信服务、企业征信服务和登记服务。商业银行只有在办理特定业务时方可对个人信用报告进行查询;消费者可以向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以及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部门等查询机构提出查询本人信用报告的申请。截至2017年5月底,央行征信系统收录了9.26亿自然人的信用信息。数据显示,2017年1月~5月期间,个人信用报告日均查询343万次。从目前看,金融征信体系的实质是一个同业征信体系,并不对社会服务,信息只在金融信贷同业机构中共享。行政管理征信体系。行政征信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建设运行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主要通过两个门户网站分别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提供服务。截至2017年10月,“信用中国”网站日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浏览查询累计突破9亿次。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为核心的行政征信体系的实质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交换、公示的总枢纽。商业征信体系。商业征信是对现代信用市场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商家愿意为有信用的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他们需要能够提供商业征信服务的机构,借助信用管理手段,了解用户的信用情况,按用户不同的信用水平提供不同层级的信用服务。商业征信的实质是与商家和用户共同约定信用规则,并在信用服务的场景中建立准入、交易服务、记录、评价、奖惩的信用管理流程,是为现代信用服务提供支撑的信用信息管理咨询服务,与金融征信、行政征信完全不是一个性质,不适用同一个监管政策。目前,我国征信监管的主要问题是:1.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面临超越职能进行监管的问题。现在,我国金融、行政管理、商业三大征信体系已初具框架,形成三分格局,而征信监督管理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一家依据《征信管理条例》进行监管,一方面征信管理局的行政管理级别有限,很难发挥统一协调与监管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人民银行的机构受人民银行职能所限,其监管目的是促进金融稳定与发展,很难有动力去促进行政管理领域的公共征信的发展,《征信管理条例》、征信管理局都是为金融服务的;此外,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对商务领域与市场征信的规律并不熟悉,对日新月异的网络商业销售类的征信及大数据活动甚至很陌生,很容易像管理金融机构一样管理现代信用服务业,出台的管理办法和措施有时不适应服务业与市场规则。2.国家发改委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之一须强化具体监管职能。这几年,国家发改委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有目共睹。虽然也出台了一些管理办法、指导意见、联合奖惩备忘录等,但国家发改委具体监管职能仍需进一步强化,限于此,很多协调与推进工作要靠工作人员的担当魄力与责任感,靠认知与情怀。3.国家层面对现代信用服务机构的监管政策长期空白。在国家层面,网络电商平台、供应链、商业销售等模式的征信、评级与大数据应用活动,长期处于政策不明、波动的状态下,胆小的观望犹疑,胆大的野蛮生长,很难形成健康有序的良好市场氛围,不利于现代信用服务业发展。开创政务、商务、金融信用监管全面统筹新格局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具有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信用信息应用也逐渐分为与社会治理有关和与经济交易有关的两大领域,只关注经济的单一的征信监管政策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双重目标不匹配;地方政府预算外债务交易总量和结构的监控与预警急需纳入国家宏观管理;银行信贷、债券与票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债务交易虽已由“一行三会”管理,仍需要统筹;国有企业及供应链信用交易总量与结构的统计及上报制度尚需建立,急需摸查信用交易家底,建立监控与预警制度;民营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信用交易增长迅速,总量已到影响整体经济运行安全与社会秩序的规模,相应的监管部门缺位,对此尚未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公共信用信息共享与开放尚无统一标准与统筹管理;社会信用信息与大数据交易杂乱无序野蛮生长,需要综合统筹监管,以及明确的监管职能及长效日常监管。信用问题说到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治理问题。大数据是手段,信用建设是路径,信用社会治理与信用经济发展是落脚点。信用建设是长期、艰巨的,信用监管必须是长效的,建立“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是社会与信用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使下一步信用建设的工作重点从“立信”转向“用信”,进入为社会综合治理与信用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新里程。“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与任务建议“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统筹金融、行政管理、商业服务三大征信体系,统领全社会各个领域的信用制度与政策、信用资源配置、信用交易与风险控制、信用信息与数据管理、信用服务业等,改善我国社会信用环境,保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信用经济健康发展。“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独立承担信用领域的相关监管工作,下设地方派出机构。国家各部委可设立信用监管司、局,负责本系统内的信用监管工作,在业务工作中受“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从全球视角研究和拟定我国信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与政策规划,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及信用风险,防范与预警我国剧烈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统理与监管银行信贷、金融市场债券与票证、企业间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预付赊销、电商平台和民间融资融券等各个领域的信用交易与资源配置,发展信用经济,控制信用风险,促进经济增长;宏观管理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主体的信用交易活动的总量与结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与安全;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统筹监管城市信用环境与秩序综合治理;制定信用产业政策,统理与监管现代信用服务业,统一指导与规范公共信用信息、社会信用信息与大数据的应用,推动信用信息发展与进步,保护信用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设专属机构建议“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还应下设一些专属机构,具体建议如下:1.创建成立“中国信用资产交易所”信用是有价值的,信用资本可以拆分成可交易信用资产并进行定价与交易。目前,我国信用交易市场建设与信用资产流动和风险转移的建设比较滞后,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健康稳定;市场结构中的所有市场交易安排都不能满足企业信用资产交易的需要。特别是现有的资本市场、银行信贷体系不能给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足够的支持,使得大量的线下民间交易、互联网平台融资交易乱象生长。建立信用资产交易所能够以真实、具体的交易形式体现“有信用就有价值,就可以获得社会融资与发展机会”,有效弥补市场结构的不足,为有信用的企业融资提供创新制度安排和渠道,为大量社会资金提供新的投资交易场所,引导社会资金从虚拟投资炒作转向实体经济。2.创建成立“中国消费者信用保护专管局”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国家立法机构推进消费者保护相关的信用立法,依法对开展信用交易的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监管社会和市场机构对消费者信用信息的处理与传播,保护消费者信用信息不被侵害和滥用,受理消费者相关投诉、仲裁信用纠纷与申诉。3.创建成立“中国信用经济与信用监管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信用经济活动规律与各国信用交易发展状况及监管政策,总结分析地方政府、企业与个人的信用行为、交易水平,建立对宏观信用总量与结构的长期观测与预警分析和上报,跟踪与总结国内外公共信用信息共享与应用情况,研究信用产业链与信用监管政策的演进趋势,研究分析社会信用意识、城市信用环境和秩序的变化,为“中国信用与大数据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统筹信用建设与管理提供战略性政策建议与智库支持。
    09/10 信用研究
  • 城市信用建设步入“深耕细作”阶段
    .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   
    09/10 信用研究
  • 征信体系对于金融服务的重要性
      获取融资是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必要因素。众多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良好的金融体系向范围广泛的个人和企业提供储蓄、信贷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各种金融产品。获得融资服务可以平滑农村和城市家庭的消费曲线,并使他们获得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必要服务。中小微企业需要获得融资以满足短期和长期的资本需求,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实现企业的发展。获得融资对大型公司和集团企业而言也很重要。  尽管对信贷的需求很大,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还无法获得信贷。在发达经济体中,大约90% 的成人可以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而在新兴市场,这一比例只有41%。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所有正规和非正规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在2.1万亿-2.5 万亿美元之间。阻碍它们获取信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与潜在借款人偿债能力有关的信息,以及缺少可获得相关信息的金融基础设施7。在绝大多数市场上,商业信贷通常只提供给大公司和一些优质的零售客户。小企业和社团的信贷需求主要靠非正规金融服务和非银行信贷。放贷决策的基本方法仍然沿袭传统做法,即以对借款人还款意愿的主观判断为主,辅以诸如小组互保、担保品等风险缓释机制。  从广义上来讲,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有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完善、高效、可靠的金融基础设助于解决获取金融服务(包括获取信贷)的问题。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的根基,它通过金融制度、信息、技术、规则和标准促进金融中介发挥作用。征信系统、担保物权登记系统、支付、汇款、清算和票据结算体系都是一国金融基础施,那么金融中介的成本就会下降,更多的人就可以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信贷机构和投资者对其评估和防范信用风险的能力也更有信心。
    09/10 信用研究
  • 林钧跃:谈中国信用法律立法原则和框架设计
    .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  2017年7月9日上午,在北京金龙潭大酒店,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国信用立法高端论坛暨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林钧跃应聘担任该中心的学术顾问,并应邀做了主题发言。林钧跃主任就中国信用立法框架设计问题做了系统论述。  中国信用法律立法原则和框架设计   林钧跃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坛上谈一点儿对中国信用法律框架设计的个人想法,是从征信和信用风险控制视角讲法律体系建设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国过去十几年的信用立法历程。2002年中央政府启动了信用立法工作,所要起草的第一项法规叫做《征信管理条例》。当年,朱镕基总理指示成立了“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专题工作小组”,干具体活儿的负责人是肖钢,他当时任人总行的副行长。当然,他后来做了证监会主席。当年,这项法规的起草和修改经分成四组人的参与,包括专家学者、小组成员政府部门、征信业机构和五家商业银行,立法工作干了十年多,业内戏谑这是“十年磨一剑”。后来,这项法规终于在2013年1月21日出台了,由国务院的2013第631号令颁布。但是,出台的法规在名称上改了一个字,叫做《征信业管理条例》,是国务院法规。  早年间,我还有过一个信用立法调研历程。那是在1999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的委派,去美国收集资料和拜访美国的业内大机构了,其中任务之一就是蹲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法律图书馆,查找信用和征信相关的美国法律,一共找出了17个法律。2000年,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经济》杂志约稿,就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信用管理相关法律体系”的文章,该文后来有很多人引用,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说这个事儿。应该说,这其中有错误,17部美国信用法律只是该国相关法律的大部分,并不完整。在2006年,我主持翻译的《世界各国信用相关法的译丛(北美卷)》出版,全文翻译了22个北美两国的信用法律,还附上了几篇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司法解释和案例方面的文章。这部法律译丛能出版,是得到了万事达卡组织的资助。后来没有资助了,就没做成欧洲卷。因为,国务院要立信用法律,国务院法制办要操办,2000年受邀去国务院法制办讲座交流,当时主持国务院法制办的杨景宇主任对信用立法的反应很敏捷,财金司杨司长的行动也很快,法制办的四、五位同志做了不少工作。那时我个人与国务院法制办的联系挺多。  还有几位做出贡献的人和机构不能忘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周汉华研究员,他曾主持召开过好几届外国信用法律研讨会,编纂过外国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类法律出版物。再一个就是北京大学金融信息研究中心,在2008年,该中心翻译出版了两本外国法律汇编。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2003年,央行曾组织人翻译多个外国征信类法律,大多数是欧洲的征信法律,以内部资料形式刊出的。综上所述,这些都算是早期信用立法研究走过的历程。  下面我谈一下外国的信用和诚信法律分类。欧美日的信用相关法律可分为四大类,一类是信用投放规范类的法律,信用工具的投放是有规则的,UCC里也有非金融类的信用交易条款。还有一大类相关法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类。征信法律都归集在这一类,多是用于监管征信业务操作的法律。再就是信用信息源相关的法律,可称作是数据源或存储设施运行的规则,这样的法律有一批。最后一类是就广义的信用中介定义和监管的法律,大征信行业有十多个行业分支,规范它们的法律也有。  再具体细分下来到我们这个征信领域,我也把相关的法律分成四大类,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类;信用信息开放类,或者叫做信息自由法,包括传播和使用规范;各类征信机构作业规范类;再就是对信用信息源规范类。  我们建立信用法律是有规矩的。立法基础是要有基础和层级的。在图上最底层的法律是最基础的,我们管它叫做上位法。宪法是最基础的,宪法有对人权的定义,但平时宪法我们不会动用宪法。上到第二层就是国际法,联合国有两个人权条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两个条约都签了,前一个通过全国人大批准了,后一个不知道通过了没有。再上一层就是《民法典》,现在《民法总则》刚出来不久。必须依据民法对个人隐私权的法律界定,有了这个以后,才能制定《个人隐私权法》,而有了《个人隐私权法》才能定义什么是个人信息,才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或《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法》。再往下走就到了征信机构作业类法律。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用于监管征信机构作业和服务的法律,还包括信用评级、商账追收、商业保理等等,都简单的统称为大征信类。一环套一环,立那个层级的信用法律,是有前提的,要奠定一系列的立法基础。对于信用相关的专业或专项法律的立法,社会呼吁了十几二十年。可是,不解决立法前提的问题,很多信用法律立不了,或者立不好。  相对来说,我比较熟悉美国的信用法律。说到美国信用法律的特点,我也习惯地把它们分成几大类。一类是基础类,例如《个人隐私权法》、《个人破产法》、《信息开放法》等。第二类是消费者保护类信用法律,例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和《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或许还该加上有关线上商誉和反欺诈类的法律。征信类的法律要细致地规范征信机构作业,例如征信报告生产流程、信用记录,包括主客观性的两类征信报告,征信报告传播使用,信用信息存储设施,信用信息源管控。用于监管信用投放类的法律,我们都认为那都该是央行管的,其实不然,信用投放有时会产生在瞬时或短期内增发货币的效果,不加以预防和控制是很危险的,或能触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论是金融类信用工具投放,还是商业类的赊销或换货,性质上都属于信用投放,如果不进行控制,可能会给金融稳定捅娄子,我国当学美国早期的做法,立一个《信用控制法》。另外,金融信用投放还存在公平正义的问题,对弱势群体的信用投放应当适当地倾斜。比如说借鉴美国《社区再投资法》中的一些法律条款等。  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法类下面有个公平法系列,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就颁布的《诚信借贷法》,还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等等。以《公平信用报告法》举例,当年美国人立法时的考虑,他们为什么要立这个法?这个法一共修了三次,每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法律译丛》的北美卷里面都有答案吗,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讲了。在2005年,我们曾经去美国东岸,拜访过美国的国会议员、参与征信法律立法的法学家,还有律师,以及美国全国信用管理协会的院外活动者,了解过这些人的立这个法的初衷。  综上所述,信用法律体系中应包括对信用管理行业的所有分支作业进行法律规范。这个行业的名称不统一,也称大征信业或信用服务业,编制信用国标定术语时争议很大。有的信用法律是急需的,或许可以以国务院法制办的法规,或者政府部门规章的形式先出来解决问题。当然,最好还是由全国人大负责立法,因为它没有部门利益。  在信用管理行业里,企业征信、个人征信、大数据征信、互联网征信是调查类机构,非调查类的机构有信用评级和诚信评价,还有信用评分建模、评价指标构建、算法服务、信用体系设计这样的技术服务类机构。属于金融类的机构有信用保险和商业保理。非金融类的服务机构有商账追收、信用担保,或许还有信用修复。在北美通常不能提信用修复,虽然美国有个《信用修复机构法》,但能提供的合法服务少之又少。即使这样,信用修复服务还是在有些州被禁止,对信用修复机构的广告也限制得很死。另外,我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建了两个公共征信系统,一个是央行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另一个是国家发改委负责建设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它的所有、性质、运行、资金支持、收费允许否?范围属于商业诚信还是政务诚信?这些都需要有法律规定。但是,这可能不需要全国人大来立法,反而是用国务院法规比较合适。  中国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几个。第一个影响因素,也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中共中央的一项决定,它涉及到定义信用法律体系的边界。2012年11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信用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大了许多,从商务扩大到政务、社会和司法领域,我从来都认为这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转折点。这种做法是中国特色,是有道理的。美国的信用相关法律多是归到消费者保护法类,落脚点是我们定义的商务诚信领域。而在我国则不同,信用立法还可能涉及其他领域和类别,特别是商务和社会两大类信用法律体系设计要综合考虑。覆盖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的信用法律是另一大类,恐怕是该是独立的,自成体系的。  第二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社会体制改革,从政府角度看还有治理社会的法律依据问题。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其实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虽然最高领导的嘴里还没有完整地说出这个词。大家都知道,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9年,是先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慢慢地推进。而社会体制改革已经有了呼声和动作,但依我国的体制,须得有中共中央决议的依据。我相信领导人迟早会说出这个词的。因为我们的信用管理行业渗透到这几个领域程度很深,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与行业提供的服务不太有关系之外,剩下三个领域都或深或浅渗进去了,只等着政府提出明确的需求。因此,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考虑的因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可能会想到这一块,但是该怎么做还是不会主动发挥的,还提不到具体设计。围绕这个因素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超出了本期《规划纲要》的范围,但该为编制下2020年之后的下一个五年规划做些考虑和技术储备。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大数据环境下的互联网征信和大数据征信,二者在技术和服务上布条,但监管方式该是大同小异的。所谓的大数据征信,在我国已经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有弊。比较我国和欧洲在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信息适当开放得大些是有好处的,让我国的电子商务领先世界,相适应的数据环境是根本,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则不然,会发现弊病。要统治一个国家,信息开放越少对统治者越有利。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一种平衡,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关于这一点,信用法律框架设计是要考虑的。这两年我在不同场合总是提一件事儿,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怎么样延伸到网络空间,不仅仅是电子商务,网媒和互金。社会信用体系怎样延伸到后两个领域,是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研究近七年来的信用工具投放数据发现,我国的信用投放是不均衡的,缺乏公平公正性。我在这里要提那个“李克强之问”,也就是“胡焕庸线”。大家看这张图,胡焕庸线的左边是落后地区,右边是发达地区,李克强总理在问,这条线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划出来了,8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的情况还是一样,该怎么样破解它。胡焕庸线现在还是有意义的,从信用投放量看,在左边西北部地区,这些年的信用投放,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我只有银行的数据,包括信用卡投放量远低于东部的,大约是五倍的差距。也就是说,东部的金融信用投放量五倍于西部,这是个极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曾对全国285个地级以上上城市人均GDP变化和人均消费信用占有额度研究发现,信用是嫌贫爱富的,金融信用是这样,商业信用赊销换货也是这样,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任由信用工具在市场自由投放,就是对落后地区,在地域上或者不同社会阶层的投放不均匀,使信用成为拉大“基尼系数”的主要元凶之一。在我国市场上,东高西低信用投放不均匀,或早或晚,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信用投放不均匀造成了弱势群众在信用知识观念和生活应用上落后于时代,也是阻碍了底层社会向上层迁移的一道藩篱,使信用投放成为拉动贫富差距和阶层意识的帮凶。所以,信用法律的立法者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为解决或缓解这个问题立法。这种情况外国也有,有外国的法律可以借鉴。  上面提到的影响因素,不见得是政府已经顾及到的。在思考立法问题方面,我们研究人员出谋划策要有个提前量,比政府决策提前五年十年,必须走在政府的前面,要提示政府,而不是做事后诸葛亮,做解释政府政策的事情。我们经常提及一些想法和预测,可以看五年十年以后政府或社会是不是接受了。  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问题的本质,立法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影响到信用法律框架设计。我个人的看法,应优先考虑立法的信用法律有四类,不是完全依据理论进行分类,而是更多地考虑了实际需要。第一类是上位法,急需解决《个人隐私权法》和《个人破产法》问题。关于征信类的法律,我列了几个,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当然还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信用信息公开法》,这两个法应该一起立。《征信机构作业法》要包含大数据征信和互联网征信的定义和作业规则。目前的黑名单公示制度有许多不统一和不协调,政府部门规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迫切需要立一个类似《失信记录公示法》的国务院法规。信用投放类的法律,我呼吁国家发改委和人总行重视这事儿,我国需要一部《信用控制法》。信用不是投放越多越好,我们要考虑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投放量控制和均衡投放问题非常重要,这不是监管问题,是为信用投放的宏观调控提供指南和法律依据。还有,《公平信用投放法》是该立的法律,信用工具的投放一定要公平。《金融机构公平授信法》和《平等信用机会法》也很重要,对不同类型和所有权的企业一视同仁,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要有不同程度的倾斜。就当前草根金融发展状况看,《小额信贷作业法》该立法,法律条款也要包括互联网金融方面。其他该立的法律还有《公正评级作业法》、《商业保理作业法》和《债务催收和追收作业法》等。需要联动修改的法律更多,在《信用法典》下联动修改的法律有《统计法》和《担保法》等等,恐怕有几十个法律要修。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再次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祝贺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成立,预祝研究中心走向成功,谢谢大家。  
    09/10 信用研究
  • 如何用信用经济定义“新时代”?
    .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  在胜利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上,“新时代”先后35次出现在报告中,成为最受关注的热词。从不断艰苦奋斗的昨天走到创新进取的今天,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基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脉络逐渐清晰,完成了历史的超越。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在经济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领域尤其明显,而“信用经济”在其长期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最具活力和价值的全新形态。  党的十九大高举旗帜,立论定向,把握大势,总揽全局,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往往与开创发展的历史召唤和定义时代的先驱者、奋进者的努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以深厚的哲学思辨力,运用对立统一思想方法,提出了信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著名论断,并独创信用评级思想理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数字化评级等领域勇于创新实践,描绘出一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时代画卷。  可以肯定,在这个充满希望和创新精神的伟大起点,中国正在向信用经济时代敞开怀抱。   开创先河定义信用经济  信用经济并非象牙塔中的突发奇想,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经济形态转变长期探究得出的客观判断,并逐步形成了科学的结论,只是这一概念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被归纳总结成为完善的严谨的论述。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是科学定义信用经济概念的先行者,他详细论述了传统经济何以向信用经济形态转变,总结了信用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人类社会存在已逾千年的借贷,是信用消费能力构建的重要表现形式,关建中在论述信用经济概念时从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入手,阐述了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这两种信用经济顺逆周期力量的关系,提出两对矛盾的对立标志着信用经济形态的建立。他认为,人类经济社会跨越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资本经济几个阶段,今天已经迈入了信用经济的崭新时代。信用经济的实质是,超越现实财富创造能力构建消费能力规律,以举债方式形成信用消费能力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矛盾运动产生的力量推动了信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建中明确指出,信用经济的定义是,信用关系社会化构建起来的流动性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评级为主导,以信用为基础,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的运动过程,其形态表现为评级→信用→生产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信用经济的实质是,超越现实财富创造能力构建消费能力规律,以举债方式形成信用消费能力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运动。在产能过剩发生时,人们运用借贷方式可以刺激消费增长,但当这种信用关系成为主要的社会消费能力和变现偿债能力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转化为生产与信用的矛盾,生产要求不断扩张信用规模增加消费能力,这就是信用经济发展的顺周期力量;而评级是为债权人揭示债务人偿债风险的手段,用以阻止信用的无度扩张,因此信用与评级的矛盾是信用经济发展的逆周期力量。两对矛盾的实质是信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它建立起了评级、信用、生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形态。不遵循矛盾运动所形成的信用经济发展规律,就会使评级失真,导致信用关系破裂最终造成信用危机。  对信用经济概念的阐释填补了业内在信用经济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一重大理论研究成果的诞生,是大公开创信用经济研究领域先河之举。   响应时代的呼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性描述,其背后蕴含着不断推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能量。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依靠信用经济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来完成,这也是大公一直以来潜心研究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的初心。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的道路是艰辛的,面临着缺乏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的重重险阻。2014年,国务院正式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强调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特别指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纲要》的出台是我国第一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其发布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6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依法依规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营造诚信社会环境。  两部文件的出台彰显出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管理模式变革的强大决心,这也为大公开展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催动社会管理模式变革  时代的脉动源于不凡的智慧。大公通过研究发现,信用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管理规则和道义准则遵守之间的信用行为信息不对称,管理社会成员的信用信息正是因经济基础信用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发生根本变化所提出的社会管理任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任务是,为解决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通过管理社会成员对社会管理规则和道义准则遵守之间的信用信息管理信用社会。于是,信用信息统计、分析、使用就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其它都是满足其功能的配套设施。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所著的《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蓝图》正是这一思想认识的呈现,全景描绘了一幅推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清晰的路线图。  他在《蓝图》中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体制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信用体系建设要以信用社会管理使用信用信息产品根本需求为目标,按照信用信息的内在运动规律呈现其结构与形态;以信用信息全国互联互通满足信用社会管理需要为条件,设计出数据标准化、分析数字化、使用矩阵化模式对海量信用信息进行工业化分析生产和智能交换的路线图;以信用信息统计、分析、使用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提出体制机制建设构想;把信用教育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不仅如此,大公更通过与地方政府不断开展的信用体系建设实践反复印证了这一理论支撑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着眼于构建统计、分析、使用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社会信用管理系统,通过信用信息判断社会成员对社会管理规则和道义准则的遵守,依据其在社会信用管理矩阵中的位置,进行社会资源配置,实现信用经济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关建中在其《信用思想选集》这一由大公智慧凝结而成的重要理论著述中,对依靠信用经济理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今天,人类已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最需要的是认识信用世界的思想。《信用思想选集》中汇集的诸多信用思想理论奠定了今天信用评级行业的理论基础,为实现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保驾护航。而大公所作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更为信用经济时代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09/10 信用研究
  • 王宁书记:加快打造“信用福州”,争取早日进入国家社会
    .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P{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DIV{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D{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TH{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SPAN{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FONT{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UL{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LI{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TRS_Editor A{line-height:2;font-family:宋体;font-size:12pt;}    2日,我市召开全市社会信用工作会议,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强化措施,全面推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打造“信用福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尤猛军作工作部署。    王宁指出   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把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写入报告,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信用工作的重要性,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中对标先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推进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争取早日进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行列。   王宁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要抓住关键环节,突破重点、综合施策、全面发力,不断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 1 一要完善信息平台,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拓展平台功能,提升信用信息归集质量水平,打破“条块分割”,促进共享联动; 2   二要强化信息应用,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充分运用信用记录、信用报告,提高决策管理水平; 3 三要发挥好信用惩戒作用,建立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推动各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联合惩戒,形成“不愿失信、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威慑效果; 4   四要推动信用体系全覆盖,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等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信用体系; 5   五要着力试点先行,积极开展区域综合试点,推进行业性试点示范建设,打造具有福州特色的信用产业高地。   王宁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精心组织、协同推进,进一步夯实工作责任、健全制度机制、营造浓厚氛围、严格督查考核,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尤猛军总结前一阶段我市社会信用工作,并对下一步社会信用工作和创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迎检工作进行部署。他强调,要突出示范城市创建工作重点,加快建成覆盖全市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强化联合奖惩工作,丰富信用应用场景,大力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将诚信植入城市核心文化,推动“信用福州”建设迈上新台阶。   陈为民、何静彦、黄忠勇、林晓英等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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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篇看完:新莫干山会议的信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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