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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个人信用修复的经验及启示
    当前,我国个人信用修复仍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修复渠道不畅通、修复方式较为单一、耗时较长等特点。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信用修复实践,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与福利混合型、以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本文总结美国、英国、韩国在解决个人信用修复问题方面的经验做法,针对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美国、英国、韩国主要做法(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英国、韩国从法律层面明确信用修复的主体,对需要进行信用修复的个人、服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等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个人信用准确、全面的修复提供了法律保障。美国的主要法律法规有《公平信用报告法》(1970)、《公平及准确信用交易法案》(2003)、《公平信用报告法》实施细则(2011)。第一版《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银行和信息提供者要及时对信息主体的异议进行核查、反馈;《公平及准确信用交易法案》中规定,信息主体有权获得信用报告机构所计算的信用评分,当负面信息加入信用报告时,信用报告机构必须通知信息主体;第二版《公平信用报告法》实施细则规定,强化信息主体对不良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修复权。英国先后发布了《消费信用法》(1974)和《数据保护法》(1998)。《消费信用法》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立法原则,充分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数据保护法》严格规定了立法目的和监管机关、信息采集的渠道和目的、信息的使用范围和用途、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要求等。韩国先后颁布了《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1995)、《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修正案(2005)、《个人信息保护法》(2011)、《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综合改善方案》(2018)。《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是韩国征信业的基本法律规范,确定了韩国采取两级架构、三级共享模式进行信用信息管理,形成了基本完善的信用信息体系。通过非营利性的韩国银行联合会集中整合来自各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将其再提供给韩国的相关部门。适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管理的所有个人数据信息,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外,适用于所有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赋予信息主体个人信息自决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通过信息纷争调停委员会调解、向个人信息申告中心申告、提起团体诉讼等权利救济的途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综合改善方案》强调了个人消费者就个人信用评价的结果向金融机构、征信机构要求详细说明、复议,甚至当信息错误时重新评价的权利。(二)建立了系统的个人信用修复机制。一是建立有针对性的信息保存机制。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个人信用正面信息将保存10年。负面信息将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如个人破产记录保存10年;欠税、民事诉讼等负面记录保留7年;年薪7.5万美元及以上的个人信用信息可长期保存。二是建立异议信息核实、投诉机制。美国信用修复机构核查异议信息,并将核查结果向该信用不良者和数据使用者反馈,如果需更改异议信息,信用修复机构会通知近6个月涉及到该信用信息的机构进行修改,如果数据提供者对异议信息无法核实,应当删除和终止报送该信息。英国的信用修复机构处理异议申请,首先是对存在异议的负面信息进行整理,然后协助信用不良者提交异议申请,从而修复失信记录。三是建立个人信用提分、加分机制。2013年,韩国金融委员会(FSC)规定提高个人信用分数的方式,如:6个月以上没有拖欠缴费信息加5分,超过1年加10分等。2015年,韩国金融监督院(FSS)将手机账单、公共事业账单、医疗保险等非金融信息情况纳入信用评估中。针对参与政府支持的小额信贷项目(新希望贷款、阳光贷款、微笑金融)的所有低收入借款人,诚信偿还贷款会在评价信用等级时得到加分。四是建立个人信用修复机构的监管机制。美国个人信用修复监管机构为独立第三方,不从事信用市场业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监督消费者报告机构、信息修复机构和债务催收机构是否合规经营,对有违法行为的信用修复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按规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可强制执行。另外,美国通过行业协会衡量整体信用状况,行业协会制定了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在维护信用修复行业的稳定与公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信息专员署负责对相关信用修复机构进行调查,对拒绝承担义务方实施法律制裁,从而实施有效的监管。(三)建立了专业的信用修复机构。一是提供信用咨询。对于个人信用报告中存在的错误的不良信用信息,美国指导信用主体向报告机构提出异议申请,修改错误信息,对不良记录提出信用修复咨询服务以及解决方案,帮助其提高信用评分。在英国,信用修复机构向信用不良者提供咨询和建议,如对信用报告进行义务解读;对信用报告中的不良信息进行分类识别等。韩国政府成立了信用恢复委员会,委员会的志愿律师免费帮助信用不良者识别信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二是提供修复服务。美国专业信用修复机构已逐渐发展为市场主流,如雷克兴顿法律公司、天蓝信用公司、信用修复公司等,这些专业的信用修复机构对信用不良者的不良记录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的修复方案。英国的信用修复机构提供综合性信用服务,根据个人信用报告、信息主体实际情况,重新评估该信用不良者综合性信用评分数值,从而对其存在有失信风险的领域进行告诫,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引导其信用记录向好的方向发展。韩国政府成立信用恢复委员会,帮助信息主体进行债务重组。(四)建立了完善的信用修复救助机制。比如信用恢复基金。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利用“不良债权整理资金”的盈余,成立了总额为7000亿韩元(约42.35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恢复基金。信用恢复基金可帮助合格申请人减免拖欠利息,在8年之内分期偿还本金,对生活困难阶层给予延期偿还债务优惠等。对于贷款金额小于3000万韩元、贷款利率高于20%以上的高利贷债务人,通过提供信用保证方式,将高利贷转换为年利率在12%左右的贷款。再如,国民幸福基金。2013年3月,韩国政府建立价值15000亿韩元(约合90.76亿元人民币)的“国民幸福基金”,通过坏账冲销等债务重组方式及延时偿还债务等手段,帮助低信用等级的负债人信用修复。该基金无需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利用信用恢复基金、整理不良债权基金的盈余等发行次级债券筹集到的约8000亿韩元的(约合48.4亿元人民币)启动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和民间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长期滞纳的债权,剩下的7000亿韩元(约合42.35亿元人民币)主要来源于被偿还的债务及利润的抵消,被用来将高利率贷款转换为低利率贷款。主要手段包括逾期6个月以上、金额1亿韩元以下的债务人可以申请通过国民幸福基金进行债务重组,根据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可减免债务的30%~50%,对低收入层、重症残疾人和70岁以上的老龄人,减免比例可高达70%;在人均1000万韩元的范围内,将贷款人在非银行机构持有的利率超过20%的贷款转换为利率10%左右的可长期按揭偿还的银行贷款。我国个人信用修复存在的问题(一)信用修复相关法规尚不健全。我国个人信用修复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投诉办理规程》《不良信用记录信用修复标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等,这些法律法规主要侧重个人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以及保障信用不良者的异议权利,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个人不良信用在存续期间进行修复的权利。(二)个人信用评价机制尚不完善。一是个人信用等级评价标准不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将个人信用安全评价中涉及个人非金融信息所占比重较低,对个人信用等级的恢复标准尚未有明确规定,并且缺乏信用加分项目。二是个人信用报告内容不够全面。我国个人信用报告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息概要、信贷交易信息明细、公共信息明细、查询记录等,没有直观、动态的信用评分值,也未包含办理、使用借记卡的相关信息。(三)尚未成立专门的信用修复机构。目前,我国尚未成立专门提供信用修复服务的机构,无法为信用不良者存在的不良记录提供专业信用修复的方案,也无法对有异议的负面记录申诉进行专业的协助,包括如何清理、重组债务,如何理财、分批偿还债务、如何申诉等建议。我国个人信用不良记录产生后,处理方法通常是先由当事人结清逾期本金和利息,并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五年后信用报告不再显示不良记录。目前这种信用修复方法,方式较为单一,而且耗时较长,不利于信用不良者修复其个人信用。(四)尚未建立信用修复救助机制。目前,我国尚未根据不同阶层的偿还能力建立个人信用修复救助机制,尤其是针对生活困难阶层的信用不良者的信用修复救助。我国个人信用不良者部分为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偿还能力较弱,一旦造成信用不良,也并不能及时将逾期本金和利息结清,致使信用不良记录长期存在,造成信用危机。对我国的启示(一)完善个人信用修复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不良信用修复的主体范围以及修复程序、方式、职责等内容,明确信用修复各个环节涉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信用不良者在不良记录存续期间提供信用修复的渠道。(二)建立健全的个人信用评价等级机制。一是完善个人信用等级评价标准。增加非金融信息在信用评价标准中的比重,针对不同人群特点设置信用修复的加分项。例如,征信机构可将公共事业账单、医疗保险、慈善活动等非金融信息情况以及理财、偿还贷款等情况纳入加分项,非恶意造成信用不良的当事人在及时结清逾期欠款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项目加分,提高信用等级,修复个人信用。二是完善个人信用报告内容。建议在个人信用报告中增加个人信用评估依据、信用增值及信用修复的重要指标以及借记卡办理、使用的相关信息。(三)成立专门的信用修复机构,提供信用咨询与恢复服务。信用修复机构可通过提供免费咨询,帮助当事人识别自身的信用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帮助信用不良者进行债务重组、提供小额紧急贷款等方式,缩短信用修复周期。(四)建立信用修复救助机制。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信用恢复类基金,利用调整债务结构、转换贷款种类等方式对信用不良者进行信用恢复救助,并对个人信用安全等级低的低收入人群、重症残疾人及老龄人给予偿还债务的优惠,减轻其信用及经济负担。
    04/15 诚信文化
  • 诚信文化既要入景又要入心
    近年来,不少地方纷纷建起了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武汉的诚信和友善主题公园将历史典故和诚信文化完美结合,使美德与美景相伴,成为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新举措。这类主题公园不只是一个文化符号,更在于将诚信文化既入景又入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今天我们传承诚信文化,不能光讲大道理,更需要融入社会生活,把诚实守信体现在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之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诚信文化入心,进而变成自觉行动。无论是建主题公园还是搞“诚信一条街”,都是诚信文化教育物化的载体,而要使其发挥作用,还离不开接地气的启发人们思想观念的活动。换言之,把物化载体变成开展群众性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场所,引导人们积极参与活动,通过参与式学习、体验式感化,了解诚信文化,把诚信的种子播入人们的心田,才有望看到满园诚信之花,收到满园诚信之果。诚信素来知易行难。在逐利领域,利益诱惑更容易导致诚信缺失。同时,小节不诚信容易被忽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会找各种理由开脱。另外,不诚信的传播常常呈现病毒式的连锁反应,且容易反弹回潮。所以,诚信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因循守旧,必须适应现实环境,掌握时代特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形成一种文化,常抓常新。总之,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多在引领人的思想观念上做文章,让诚信文化入心入脑,才能在诚信文化地标上镌刻文明的足迹,让生活更加温馨美好。
    04/15 诚信文化
  • 莫让“伪造的健康码”成为“脱缰的野马”
    4月11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透露,对于故意伪造健康码、躲避检查的人员,各地要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依法从重惩处。社会上也查处了一批“伪造健康码”的案例。至于为何要“伪造健康码”,一些人在事情暴露之后给出的理由无外乎这样几种:其一,“健康码”把关太严格了,不方便;其二,有的小区“入门难”,不得不“伪造健康码”。比如一些快递、维修、家政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就反映“入门难”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伪造健康码”都是一种病。在疫情防控面前,再严厉的管理手段都不为过,是“生命”重要还是“方便”重要?“伪造健康码”的人,有的是属于“想方便”,有的则属于“想隐瞒”了。有的人本身就不符合“健康码”管理规定,比如按照管理规定只能拥有“其他颜色的健康码”,而不能获得“绿颜色的健康码”,而他们想“一路畅通”,就伪造了“绿颜色的健康码”,为自己提供出行方便。可以说,“伪造健康码”的做法是严重的问题,其本质就是给疫情防控添乱。对于“伪造健康码”,不管原因是什么,都应该实施最严厉的打击,这种打击必须实现“顶格打击”甚至是“罪加一等”,谁也没有权力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给防控添乱,对于“伪造健康码”的人必须在法律层面狠狠打击,让有侥幸心理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必要的时候还应该纳入“失信黑名单”,让其一处失信处处无路可走。除了需要严厉打击“伪造健康码”行为之外,还需要反思:为何有人“伪造健康码”?既然“伪造健康码”,就说明“伪造健康码”起到一定作用。固然,有的“伪造的健康码”被发现了,而不是所有“伪造的健康码”都被发现了,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假如说,所有“伪造的健康码”都能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被发现了,也就没有人再去“伪造健康码”了。之所以“伪造健康码”,是因为“虚假的”起到了“真作用”。必须给所有“伪造的健康码”堵死“畅通的路径”。需要提升“健康码技术标准”,让“伪造的健康码”在扫一扫的时候都能“现出原形”,有的“伪造的健康码”之所以不能被发现,是因为技术上可能存在漏洞;必须提高管控人员责任心。“健康码”是一种有效管理手段,然而在执行“健康码”防控措施时,一些管控人员只是“简单看一下”就放行了,给“伪造的健康码”留下了可钻的空子。不让“伪造的健康码”成为“脱缰的野马”,需要编织更加紧密的“防控之网”。
    04/15 诚信文化
  • 网课诈骗案频发 检察机关将坚决严厉打击
    疫情影响各地延迟开学,不少学生都在家上起网课。有一些不法分子潜入学习群,以交纳资料费、培训费为名诈骗钱财。4月8日,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发布会上表示,对这类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孩子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危害性非常大,检察机关坚决严厉打击。目前,不少学生在家中通过网课进行学习。但有不法分子也开始打起利用网课诈骗青少年的主意。比如,一些不法分子潜入学习群,将自己的昵称、头像更换成与老师相同的样式,以交纳资料费、培训费为名,诈骗家长以及未成年学生的钱财。此前各省有不少“网课”诈骗案例,并且在最高检发布的第五批涉疫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网课诈骗案。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先后购买三部手机,注册多个QQ号,购买用于收款的微信账号。以学生家长的名义骗取老师信任,加入班级QQ群。随后在群内冒充任课老师发布信息,要求班级群内的家长扫码缴费。苗生明表示,对这类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孩子实施的犯罪行为,我们认为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危害性非常大。因此检察机关坚决严厉打击。同时,他提示:对家长们来说,收到此类信息时,一定要及时到学校网站核实或与老师电话沟通核实,不要在家长群中发布的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上轻易地去付款,先弄清楚再付款。如果已经发现上当受骗,这种情况下都要第一时间报警。一些被害人因为被骗金额少不愿报警,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骗子的气焰。此外,对教学机构和老师们来说,建立学习群是必要的,但是应设专人管理,设置入群验证,定期清理群内成员,对不应加入或未实名加入的人员予以提醒核实,必要时要删除;对聊天内容进行及时、全面的监督。
    04/15 诚信文化
  • 筑牢打赢疫情阻击战的诚信防线
      “信者,行之基也”、“行非信无以立”。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诚信都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关乎一个人的形象和声誉。而在打赢疫情阻击战中,诚信更是保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关键所在,是增强全社会万众一下、众志成城“抗疫”的重要来源。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省多地采用交通管制、全体党员干部集体取消休假走村入户摸排疫情、专家一再号召人民群众自觉进行居家隔离、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药店的监督检查等等,都是为了以最大的力度、最快的速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而,少数诸如上述案例中的人却因一时的“私心”,隐瞒个人的返乡信息、密切接触患者信息、发热咳嗽等症状信息,高价销售口罩等用品。这些失信甚至是不法行为,不仅会给疫情防控增加“空白区”,导致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而且会加剧民众的恐惧心理,为防控工作增加更大阻碍。  “克私念,守诚信”。疫情当下,必须以诚信立身。各地政府要率先垂范,践行诚信,及时如实公布疫情相关数据;药店等经营主体要坚持诚信为本,保证口罩等用品或药品的价格稳定;人民群众要坚持以诚信立身,认清敌人是疫情不是同胞、隔离的是病毒不是人心,暂时地放弃亲情、友情不是无情,要相信政府、相信同胞,保持诚信、积极配合,如实报告个人信息,为防控疫情贡献诚信力量。  特殊时期,防控疫情,不仅需要需要个人的自觉守信,也需要辅助的督促手段。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的手段,加强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人员流动信息的监控和沟通,提高对离汉人员、即将到来的返程人员信息的掌握精准度和防控的针对性;要加大对失信人员的惩戒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严肃的法律制裁倒逼更广大人民群众守住诚信底线。  恪守诚信胜千金。坚信当当人人都做诚信者之时,我们就一定能筑起更坚固的诚信防线,凝聚更强的“抗疫”合力,汇聚更大的“抗疫”的信心,最终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
    02/05 诚信文化
  • 让法治成为诚信社会底色
    用法治体系创建外部规则,用信用体系倡导诚信意识,双管齐下,都是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定基石。市场经济需要诚实信用,但市场经济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市场经济也会带来“诚信缺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诚信危机”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诚信问题出现的纠纷越多,出现诉讼爆炸式增长。因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都把诚实信用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打造社会诚信体系要完善“诚实信用”的立法与适用,把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准则法律化为具体行为规范。近年来,关于诚实信用的立法实现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无论是合同法还是物权法,都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普通原则予以确立,并在具体条款中予以体现,法治成了诚实信用的重要保障。在司法层面,过去司法机关很少对不诚信的个人或者企业给予处罚,但近年来,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各种不诚信行为,如虚假诉讼、虚假陈述、套路贷、“老赖”等等,出拳越来越重,打击面越来越宽。但是,法律惩罚的力度再大,也具有滞后性与事后性,很难做到事前防范。另外,过去银信部门有自己的黑名单,公安有自己的违法记录,法院有自己的“老赖”榜,各个部门系统独立分散,不利于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而且,一些人认为诚实信用属于个人道德范畴,甚至在法院通过媒体公布“老赖”信息伊始,还有“老赖”认为法院侵犯了其肖像权和隐私权。实际上,个人信用关乎他人利益、关系社会公益,并非仅涉及个人私益。近年来,一个人如果信用不好,除了坐飞机、坐高铁、住五星级酒店等被限制消费外,还会影响其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失信惩戒制度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健全信用信息数据体系,充分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构建一体、可信、可控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覆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共信用档案;进一步完善信用管理制度,通过完善立法、完善公共信用指标体系、综合监管体系、评价及联合奖惩体系,推进信用信息查询、使用、异议处理等流程规范化标准化。
    12/19 诚信文化
  • 2020考研在即 有关诚信研考你要知道这些法条
    漫画作者:聂瑜(北京电影学院)有关诚信研考,你要知道这些法条↓↓↓漫画作者:张千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增设并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罪”和“代替考试罪”,并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9年9月4日起施行。《解释》明确规定,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等情形,均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漫画作者:赵文娅(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美术学院)漫画作者:张晓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漫画作者:毛可心(中国传媒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作者:栾锴(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有关考试作弊的法条如下:第七十九条: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以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二)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的;(三)抄袭他人答案的;(四)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五)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漫画作者:郑执(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第八十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一)组织作弊的;(二)通过提供考试作弊器材等方式为作弊提供帮助或者便利的;(三)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四)在考试结束前泄露、传播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五)其他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漫画作者:黄燕文(北京电影学院)
    12/18 诚信文化
  • 构建诚实守信的网络空间
    部分订票平台频现“大数据杀熟”乱象,让不少消费者困扰不已;一些交友、招聘平台发布虚假信息,令广大用户防不胜防……截至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如何在网络空间更好地构建诚信体系,提升信用水平、防范失信行为,成为互联网领域一项重大课题。  “让守信者更多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汇聚网络诚信建设的强大合力。”在近日举行的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坚决打击和整治网络诚信缺失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互联网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管理审核,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各级网络社会组织要扎实推进诚信教育、行业自律等工作,通过行业公约、行业标准、诚信倡议等形式,引导互联网行业规范运营。依法治网与技术管网有效结合会上,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任鸿斌公布了一组数据:电子商务交易额从10年前不足4万亿元到2018年突破30万亿元,网络零售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超40%。“相关法规政策陆续出台,促进监管效率显著提升,违法失信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任鸿斌说。  近年来,中央网信办也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动网络诚信工作,开展了违规失信专项治理等系列行动,创办了全国网络诚信宣传日活动,推动出台《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在宣传诚信理念、推进依法治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要坚持依法治网与技术管网相结合。在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提升对售假贩假、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检测、预警、发现、处置的能力,探索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信用监督,着力净化网络环境。”盛荣华说。  如何借助科技优势促进城市征信体系建设?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副主任汪育明认为,智慧信用体系须实现信用信息的记录、建档、采集、存储、归集、处理、传输、交换、共享和应用等环境的自动化、智能化,可自动检测全国范围、地区、部门、重点领域、重点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并根据信用状况和信用舆情职能做出信用评价、出具报告,实现信用信息在社会场景中的自动化、信息化应用。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诚信监管手段也日趋智能化。“借助‘互联网+’实现全流程监管、分类精准监管、联合协同监管,推动信用手段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和跨部门联合奖惩中的应用。”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杨晓峰说。强化行业自律,改善网络生态“媒体是网络内容建设的主力军,要坚守职业操守和行业伦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许正中认为,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应积极承担平台主体责任,提高政治站位,清除“害群之马”。  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兢提到,网络媒体既要眼睛向内加强管理,又要眼睛向外接受监督,不断筑牢诚信防火墙。光明网总裁、总编辑杨谷也认为,在网络诚信建设方面网络媒体要“冲在第一线”,不断加强自身精神文明建设,做网络诚信的标杆、旗帜。  近年来,不少互联网平台也在相关垂直领域探索“科技打假”。“我们针对谣言治理,建立了谣言识别、事实核查和辟谣处置等一系列机制,共同打击违反网络诚信的违法行为,为铸造清朗网络空间履行主体责任。”腾讯公司公共事务副总裁陈勇说。  在本届网络诚信大会期间,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组织16家网站、平台签署《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书》,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诚信体系,积极推进网络诚信制度化建设,加快完善互联网领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网络诚信体系。”盛荣华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赵辰昕介绍,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取得积极成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现全覆盖,所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拥有了唯一的经济身份证号码;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联通所有省区市,归集各类信用信息超400亿条。  “要重点抓好制度的‘制’和治理的‘治’,将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督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上升为制度规范,鼓励开展差异化的信用评价服务。”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冰提到,信息通信行业已组建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的管理制度,向全社会公示经营不良企业1.96万家;44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以及相关单位联合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  会上,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与31家互联网企业启动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并发布了由成员单位联合起草的《西安倡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说,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网络诚信活动,打击网络诈骗和数据造假,包括电商平台刷单、杀熟、虚假广告、信息泄露等不诚信行为。“牵住网络诚信这一牛鼻子,打造诚实守信的网络空间,让诚信真正成为互联网上的‘通行证’。”
    12/06 诚信文化
  • 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
    互联网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失信之所,只有让网络空间充满信任、积极健康,才能使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发布2019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大新闻,举行“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启动仪式、发布《西安倡议》,签署《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书》……今天,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中央媒体等各个单位的500余名嘉宾围绕加强网络诚信建设进行交流探讨。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更应成为网络空间的基本共识。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畅游网络世界的前提就是确保网络空间清朗,这离不开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同时,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地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网络诚信建设也将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此次网络诚信大会以“网聚诚信力量共创信用中国”为主题,努力营造人人建言献策、人人参与网络诚信建设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打通人与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媒体、企业之间的“诚信最后一公里”,营造诚实守信的网络空间环境,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诚信犹如空气和水,“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的空间。互联网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失信之所,只有让网络空间充满信任、积极健康,才能使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互联网越是向前发展,“双刃剑”效应越是引人注目,就越需要扬长避短、兴利除害,把互联网的正向效应发挥到最大。就诚信建设而言,网络带来了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但同时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也容易产生“负外部性”,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乘之机。比如,一些网络媒体、公众号、客户端不惜通过哗众取宠、传播谣言引来流量,一些电商通过售卖假冒伪劣追求利益,一些数据技术公司甚至通过倒卖个人信息牟取私利……这些问题都说明,无论在技术、利益还是机制层面,擦亮互联网的诚信底色,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才能用良好的诚信环境护佑互联网健康发展。如果网络空间失去信任,那么每个接入网络的个体都将是受害者;网络空间信任度高,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也会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正因此,加强网络诚信建设,也需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让政府部门、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和广大网民形成强大合力。从政府部门来看,应该坚持依法治网,用法治划定诚信的红线;从网络平台来说,应该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平台型企业如同数据蓄水池,更应成为加强诚信自律的表率;从个体来说,当每个人都能坚持依法上网、诚信上网,虚假信息就会失去土壤,网络诚信建设就会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曾这样写道,“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如今,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也应该成为贡献者。以诚信为帆,以实干为桨,就一定能让网络之舟驶向造福人民的彼岸。
    12/03 诚信文化
  • 从诚信教育入手,寻找信用管理的路径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思想向来是炎黄子孙秉承的重要修养守则和道德规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诚信观萌芽于春秋,自秦至汉,随着儒家思想的形成,逐渐确立为修身立命的价值观。它建立在个人自律和社会约束的基础上,是人际交往、商业合作的前提,是创造良好社会经济秩序的保障。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多种价值观的冲击下,有人在追逐私利的洪流中渐渐迷失自我,社会失信行为时有发生。如何充分挖掘和运用信用元素,加强诚信教育?无疑是现代信用体系建设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教育乃万本之源,解决诚信教育体系不健全、教育普及度不够的现实问题,构建一套健全且行之有效的诚信教育模式既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又是市场的内在需求。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积极制定科学的规划,充分发挥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媒体单位、各行业协会、社区管理机构等单位的职能,开展差异化、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成果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但经过持续的孕育、积累和沉淀,诚信就会落地生根。随着信用融入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程度越来越高,“诚信无价,信用有价”的社会秩序逐渐显现。信用不仅是衡量道德素质水平的标尺,更是一种资产形式,前者是抽象、定性的,后者是具体、定量的。守信人处处畅行,失信人寸步难行;守信人可便捷地、以低成本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失信人则需付出更高代价才能获得同等机会,甚至被剥夺某些权利。因此,诚信教育的外延十分宽泛,它不仅是诚实守信观念的灌输,更是信用管理能力的培养。诚信教育涵盖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宣传教育,让学习者学会如何建立、维护、运用、保护和修复个人信用,懂得如何利用良好信用记录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面对群体差异和需求差异,社会诚信教育体系应呈现全方位的特点,通过多层次、多渠道提供不同层面的诚信教育,让其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经营者诚信教育、社会普及教育等全领域,贯穿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为构筑人人守信、合理用信、科学评信、安全授信、监管有度的信用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我国民众信用知识的基础不一,知识需求也不尽相同,构建服务于不同群体、多层级的诚信教育体系,充分满足市场需求,符合供给侧改革方向。在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发展期和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给予他们正能量的指引是整个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是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桥头堡”,在这片阵地开展诚信教育既要涵盖通识教育,又要包括专业教育。目前,我国信用管理的专业人才需求和供给缺口较大,加快构建全日制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多维度教育体系势在必行。对经营者开展准入前的诚信教育,在经营者办理相关准入业务时,进行标准化、规范化、便捷化的法律及信用知识教育,强化经营者的诚信经营理念;对于社会的多数民众而言,普及教育更为合适,满足生活需要即可。提供差异化的教育服务是获取优质教育成果、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重要举措。“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化手段扩大了现代教育资源的覆盖面。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营造诚信氛围。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资源,开展校企合作,建立产学研融合机制,以学为先,以学促用。教育基于课堂,但不限于课堂,通过报刊、影视、新媒体等渠道,定期推送相关知识;充分利用基层力量,将诚信种子播撒到社区的每家每户。事前承诺制亦为诚信教育事前承诺制,即在办理适用承诺制的行政许可事项时,若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配套材料,相关部门应及时给予办理。对后期不履约的申请人,依据失信程度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联合惩戒措施。它是引导经营者“一诺千金”,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诚信教育方式的尝试,强调市场主体的诚信道德自律,宣扬“做人做事,诚信先行”的理念。随着承诺制适用范围的不断拓宽,关涉的民众数量不断扩大,“以信接人,天下信之”的思想必定会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体的行为规范。失信联合惩戒是一种监管手段,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局,护守信人一路畅行,让失信人一路遇卡,同时发挥着“戒尺”和“航向灯”的双重作用。通过联合惩戒,教育失信主体及时修正失信行为,教育其他市场主体需遵循诚实守信的处世原则,充分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然而,惩戒终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当不再有市场主体因失信受惩戒,才真正达到了惩戒的根本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给予失信主体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机会,何尝不是一种教育?构建联合惩戒、信用教育、信用整改的协同联动机制,准确筛选信用修复的对象,明确信用修复的范围和路径,给予部分失信主体迷途知返的机会。失而复得的经历往往会让人记忆深刻,教育效果会更加显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既是社会包容和温度的体现,也是诚信教育的有效方法。诚信彰显着高度的自尊、自重和自爱,之于个人,是人格的体现;之于民族,是精神的传承;之于国家,是治国的法宝。为诚信中国,吾辈当立信、立言、立德,从我做起,上下而求索。
    12/02 诚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