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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构世界信用评级市场新秩序
      信用评级业属于信用服务业范畴,是服务贸易的高端形态,是市场经济成熟并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本身属于小众市场行业,但却是影响投资者信心、资本流动配置、金融市场价格的关键行业,甚至是左右他国主权信用地位的重要力量,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寡头垄断的世界信用评级业  格局由来已久  世界信用评级业已有158年的历史,行业的稀缺性与特殊性赋予其自然垄断的属性。当下,由美资掌控的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公司(分别成立于1860年、1900年和1913年)垄断全球90%左右市场。三大评级巨头历经百年,经久不衰,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可谓呼风唤雨。主权信用评级声名显赫,债项信用评级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三大”垄断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由来已久,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市场体制有关,也与其成熟的评级技术、丰富的实战经验、数以万计的专业分析师队伍和拥有大量包括违约数据在内的历史信用信息有关。由于美国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占据支配性地位,其交易和信用风险管理十分青睐甚至唯一认可“三大”的信用评级结果,导致发行人不得不聘请“三大”评级。“三大”依托美国后盾和投资者偏好,建立了全球评级作业网络、全球评级数据库和评级技术,树立起较高的竞争壁垒。各国监管层也难有其他机制替代“三大”,因而不得不长期依赖“三大”。  垄断竞争的世界信用评级市场  缺乏效率  “三大”对世界信用评级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也常遭到诟病。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基准基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令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明显的“顺周期”评级方法给人以“落井下石”之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希腊主权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2009年)等世界重要事件中,其都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不公正的评级结果,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使得他国利益和投资者无辜受损。2008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三大”承认他们长期在犯“道德错误”,并承认向市场提供了虚假的评级信息。  长期垄断竞争的格局,导致世界信用评级市场缺乏活力与效率。评级生产要素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以牺牲消费者剩余和经济效率低下为代价,给世界信用评级业发展带来瓶颈。与完全竞争条件相比,垄断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低、产品均衡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表现在价格不菲的“三大”优质服务满足不了日益扩大的市场信用需求,信用普惠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出现技术性低效率甚至寻租现象,导致无谓损失。多国政要纷纷质疑与指责“三大”。2009年,俄罗斯总理普京声称,建立本土评级机构,2015年注册资金为30亿卢布的俄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开始运作。2012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欧洲需要拥有一家自己的评级机构,现欧盟正筹建独立的泛欧评级公司。  全球化呼唤重构世界信用评级市场新秩序  尽管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尤其是今年3月22日美国公布了对中国301调查结论与措施,其单边行径违反了世贸组织(WTO)最基本精神和原则,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但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势不可挡。2017年5月公布的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中国于当年7月16日前对美资全面开放信用评级市场,彰显了我拥抱信用评级市场完全竞争的决心与举措。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世界信用评级业正悄然面临新一轮调整,未来在WTO框架下完全竞争格局的世界信用评级市场新秩序正在逐步形成。  评级主体应有新面孔。世界多极化时代,除了“三大”外,还应倾听来自“三大”之外的不同声音。需要诞生新的评级市场主体,以信用评级业务为纽带,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新的有影响力的评级机构应当融入欧盟、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和欠发达国家的元素,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3+N”世界评级机构体系。  评级制度应有新安排。信用评级机构间的信用信息有条件共享,逐步减少信用信息不对称,为信用评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数字资产支撑。整合利用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缓解国家地区间“数字鸿沟”。逐步互认信用评级结果,谨慎推行双评级与多评级制度,减少被评级对象信用成本。加强国际间监管合作,共同保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等信用信息安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克服立场评级和打击以次充好、以级定价、“3A工厂”等违法违规行为。  评级规则应有新调整。评级思想需要更具理性、包容性和客观公正性。评级标准应遵循世界基本认同的诚信文化与普适价值观,兼顾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不同诉求。评级过程应全面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微观行业特征与地区差异化特点,提高评级信用信息与综合定价的透明度。评级结果应克服“顺周期”和敏感时期评级调整弊端,增强前瞻性风险预警,减少不合理的外部效应。  评级技术应有新发现。信用经济驱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成熟市场经济的信用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复杂。科学揭示国家主权、行业系统和企业债项的信用风险度与控制管理是世界性难题。主权信用评级应避免政治化,沦为新的政治经济霸权工具。债项信用评级技术应与时俱进,努力把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信用信息采集、违约概率计算、信用特征向量量化、动态化信用管理与评级中枢测算、跨周期检验之中。(徐德顺,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
    10/09 诚信文化
  • 汪路:论基础征信与信用评估的关系
      信用风险是经济金融风险的主要风险,稳健的信用秩序是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基础征信与信用评估是为经济信用服务的两类重要征信业务。目前在中国,两类征信业务都面临着如何做大做强,以更好地为客户和社会服务的问题。迄今,对两类业务的讨论多是单独分开的,而较少涉及两者相互关系的讨论。为促进整个征信业的发展,进而助力守住经济金融风险底线,本文从建立两类征信活动良性关系的角度,讨论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基础征信与信用评估的内涵和性质  简言之,基础征信业务(亦称信用报告业务),是指采集各类信用信息,并主要提供信用报告服务的活动,细分含综合信用报告业务和专业信用报告业务;信用评估业务,是指对借款人或其专项负债未来归还其借款可能性进行评估的活动,含信用评分和信用评级。信用报告主要就是用来进行信用评估的,不论这种评估是由授信人自己做的,还是由专业信用评估机构来做。可见,基础征信与信用评估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天然的联系。  以下几个视角,可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理解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征信活动范畴内两个相对重要的业务和分类。其他征信业务如信用调查、商账催收等,虽然也有独立的需求和市场,但在征信体系中相对重要性要低一些。在有些国家包括中国,商账催收是作为有关联但独立于征信的业务。一个国家的征信体系的主要模式和特点,主要由基础征信与信用评估的服务体系决定。基础征信的重要性取决于其对信用市场的影响面宽度;而信用评估特别是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则由其对资本市场形成的定价话语权决定。通俗地理解,基础征信是基础的、上游的、低附加值的征信活动;而信用评估则是下游的、高附加的征信活动。对这两类重要征信业务的监管,既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共同原则又有不同的侧重。  二是两类业务的界线相对清晰又不是绝对的。界限清晰,是指理论上定义两类业务是有侧重的、可以区分的:基础征信侧重于上游的信息采集活动,而信用评估则侧重于下游的对信息主体的综合或专项信用状况进行评估的专业活动。但在实践中,又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基础征信机构既可以自己研发信用评分产品,也可以与信用评分专业机构合作开发评分产品;信用评级机构当然也会在提供评级服务的过程中沉淀、积累和采集信息,形成自己的数据库系统以支持其评级服务。各国的法规和监管当局对此也都不会、也不可能禁止。即便如此,在客观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在征信活动中区分这两类业务还是很有意义的。  三是基础征信机构与信用评估机构的关系是市场关系,而不是行政关系或法律关系。就两类征信业务关系而言,其主要特征是上下游关系。一般意义上,上下游的产品或服务,是由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还是一个公司都生产,还是在一个集团企业内产出,在市场条件下,通常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我们重点关注,基础征信机构与信用评估机构的关系,则一定也是市场关系。即他们之间是否要建立或建立什么样的合作关系,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无需法律来规定,或由监管部门出于什么目的来指定。但监管当局当然可以为引导、鼓励两者建立更有效的合作关系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中国征信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瓶颈  在征信行业较成熟发达的国家,基础征信机构与信用评估机构的市场关系,既有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例如美国著名的信用评分公司FairIsaac与三大个人基础征信机构(CreditBureau)的长期合作关系;也有松散的市场买卖关系,如评级公司从邓白氏等企业征信机构购买获得基础企业信用报告。这些市场关系,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不断的调整,但基本上不会出现大的争议和问题。  目前在中国,基础征信服务机构与信用评估机构之间良性互动的市场关系,可以说还尚未建立起来(忽略不计少数评级机构在很少情况下得到企业授权在央行征信分中心临柜查得信用报告的间接关系)。虽然不能说这是制约征信业做大做强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应忽视这对两类机构以及整个征信业的发展未能起到应有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或现象。检讨制约因素或瓶颈,除了征信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还有两大掣肘:  一是企业征信也要授权的规定。《征信业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对企业的信贷信息的报送和查询,同对待个人的信息一样,均采用了保守的制度安排,要求相关机构事先获得企业主体的授权同意。《征信业管理条例释义》指出了这样安排的立法本意是“由于企业信贷信息往往可以反映一个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趋势、企业的财务状况等,一般情况下,企业都会要求对这些信息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反面意见主要有:  与条例在企业征信业务规则上采取与个人征信不同的、较宽松的规则的原则相背。因为,将征信的主要信息---信贷信息作为例外,使得立法者原本对企业征信设立的宽松管理的原则大打折扣。  信贷信息远不是商业秘密,在征信服务对象的合法场景应用,并非信息公开,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企业征信的信息采集和使用,施加授权同意限制,不仅没有必要,只会增添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且与社会、法律对企业信息(包括财务、信贷信息)流动管理的趋势也是相背的。  世界各国尚未见到一个国家对企业征信作类似保守制度安排的。而在国内,也只有央行征信中心在遵守这个规定,其他企业征信机构都没有受此约束的,迄今也未见到有企业根据此规定而提出征信异议或诉讼的。  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类似贸易信用保险如出口方为进口方(买方)违约投保的授信业务中,保险公司需要了解买方的信用状况,是十分正当的需求,如果需要买方的授权同意,则会存在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结果,就会影响这类授信业务的正常开展,也破坏了征信机制应为各类授信业务提供普惠服务的原则。  总之,对企业征信的授权规定,极大地妨碍了企业基础征信的应用服务场景,包括对信用评估机构的支持作用。相关处罚规定,除了增加经济运行成本,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二是体制障碍。目前在中国谈两类征信机构及其业务的关系,主要就是信用评估机构与央行征信中心的关系。虽然自2010年开始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已批准了其少数版本信用报告的查询收费,但主要囿于事业单位的体制,征信中心的市场机制仍是极低的。就连其下属公司从事市场化的信用评级业务,迄今尚不能从征信中心获得一点信息支持,如果想探讨征信中心与其他信用评估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市场合作关系,至少在短期内谈何容易。可喜的动态是,央行主导的另一个市场化的个人基础征信机构---百行征信已经破土出世。长期看,百行征信与征信中心的业务肯定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能否在短时期内如市场预期的撬动征信中心的体制改革,还需要时间观察。  推动两类征信机构建立良性互动  既然基础征信机构与信用评估机构的关系是市场关系,如何建立两类征信机构之间的良性关系问题,就应该主要交给市场来回答,而不能靠行政规划。即我们应相信市场是有效的,其内在的优胜劣汰、追求效率的机制是可以帮助市场主体之间找到接近最优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场合,应遵循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在市场运行中,如发现有市场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或障碍时,就是政府有形的手发挥更好作用的地方。前述两个瓶颈,是征信市场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或障碍,不仅会影响两类征信机构及其业务早日建立良性合作关系,也会延缓整个征信业的发展壮大。在消除这两个瓶颈上,显然征信监管当局可以有较大的作为:  一是为给企业征信的授权松绑、解锁。  首先,要认识到,支持企业征信需授权的制度安排及其理由,实际上远没有不支持的理由充分。因此在对企业征信需授权的有关规定(也并没有对应的罚则)执法时,可以抱着宽容的态度再观察一阶段。  其次,在认识清楚有关规定实际上是给企业征信赋加的不必要的“枷锁”时,可以在适当机会建议国务院决定终止执行条例的有关条款。最后,在未来修改条例时做出适当修订。  二是,为促进基础央行征信中心乃至基础征信业的体制改革,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促进“百行征信”加快发展,并且不要想当然地在征信中心与百行征信之间画地为牢。  既要引导、支持百行征信补缺、错位起步,又要允许两者业务交叉、开展适度竞争,为征信中心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重塑一个市场化、有活力的征信业之日,便是两类机构及其业务的市场化关系有答案之时。未来覆盖全社会的中国特色征信体系,究竟是像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模式---大多数的信用评估机构与少数几个基础征信机构保持独立又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是会形成少数几个有国际竞争力的既含基础征信机构,又有信用评估机构的征信或信用服务集团的模式,我们只能静观市场的选择。  (本文作者汪路,亚太未来金融研究院联合学术发起人)
    10/09 诚信文化
  • 小微线上纯信用贷是如何炼成的
      当小微企业“沉睡”的信用信息被商业银行激活,“无押品贷款难”这个长期难解的“死结”就有了解开的希望。  当前,银行业正创新小微融资模式新路径——将融资从“线下”迁至“线上”,一方面把企业的信用信息、经营足迹数字化,便于价值挖掘;另一方面降低银行的运营、风险管理成本,降低利率水平。  作为普惠金融主力军的国有大行已率先开展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独家获悉,该行针对小微企业的线上纯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推出一年多来,截至2018年12月末,贷款余额已超150亿元,贷款客户超4万户,不良率保持在千分之一以下。同时,工行已根据最新的评分模型筛选出目标客户超60万户,推荐授信额度近5000亿元。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很多小微企业反映没有更多抵押物,难以申请新贷款。为此,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加强风险识别、提高风控水平的基础上,不断降低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更多依托企业良好的信用记录、市场竞争能力、财务状况等,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小微企业往往存在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其信用信息多处于“沉睡”状态。如何将这些信息激活?  “我们把能够客观反映企业经营行为的数据实行联动、集纳,如工商注册、征信、账户流水、采购生产、交易结算、水电煤气缴费、纳税申报、交易开票等信息,基于这一大数据库,创立客户评价模型,完成客户准入和风险识别,并智能匹配额度、利率。”工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网络融资中心副总经理郑昕说,即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来下沉客户的准入标准,服务那些用传统授信审批方法无法触达的企业。  郑昕介绍说,针对纳税、结算、开户等多个融资场景,工行已分别推出“税务贷”“结算贷”“开户贷”等产品,共同构成小微企业线上信用贷款产品“经营快贷”。  “以税务贷为例,企业有了经营行为才能形成发票,有了发票才能有纳税的基础,而纳税信息又能反映企业的盈利状态。”郑昕说,工行基于企业的纳税、财务数据,建立并训练“客户筛选和准入模型”,分析数据本身及衍生数据的波动情况、趋势指标,拟合、预测企业的经营状况,完成从数据到信用的转换,最高贷款额度可达200万元。  目前,工行已与全国多地税务局以及税控设备服务商开展合作,多渠道丰富数据源;同时,为了更好地挖掘数据的信用价值,工行正在加快模型迭代,优化逻辑算法,以期更精准地描绘客户经营图谱与信用画像,为持续经营、诚信纳税的客户主动授信。  “作为一家从事电子产品销售的小微企业,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抵押物不足。”佛山市世纪曙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没想到纳税数据也能派上用场。“收到工行主动推送的贷款推荐信息后,我随即在网上银行完成了申请,很快便获得了100万元、期限一年的资金,利率仅为基准,贷款可滚动使用。”  除了持续经营的企业,新注册企业又应如何准入?“我们根据企业主个人的账户、征信数据,建立了一套客户分层与评价模型,可完成差异化小额授信,‘开户贷’最高额度可达20万元,以满足企业在起步阶段的资金需求。”工行上述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激活小微企业“沉睡的信用”并非商业银行一家的责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将其概括为“几家抬”思路,尤其需要工商、税务、电力公司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据悉,接下来,工行将继续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式的小微服务网络,在提升信用贷款服务质量的同时,还将重点推广线上普惠产品“e抵快贷”,以特定区域的优质房产为抵押,实现房产价值的在线评估和贷款的自动审批,以进一步简化融资流程,提升服务效率。(郭子源)
    10/09 诚信文化
  • 守信纳税能换贷款:“银税互动”累计为中小企业贷款2.7万亿元
    近年来,税务总局把纳税信用建设作为完善税务监管体系重要内容推进,与相关部门联合完善守信激励机制。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负责人张维华18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银行通过“银税互动”方式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累计达178.5万笔,贷款金额为2.7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143.6万笔,贷款金额1.4万亿元。  据了解,从2014年开始,税务总局就制定《纳税信用管理办法》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评价办法,建立纳税信用管理基本制度体系,并按年度对企业纳税状况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实行分级分类的服务和管理。2016年,税务总局又与16个部门签署联合守信激励的合作备忘录,为守信纳税人提供涵盖18个领域的41项激励措施。特别是与银保监会联合推出“银税互动”,经过纳税人授权,把企业的纳税信用相关数据推送给银行,银行据此给企业贷款,以此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张维华说,通过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制度建设,目前我国纳税信用整体水平呈逐年提升趋势。2019年,全国共有2569.31万户企业取得了纳税信用级别。其中,A级纳税人125.58万户,占比4.88%;B级纳税人1036.92万户,占比40.36%;M级1109.59万户,占比43.19%;C级117.04万户,占比4.56%;D级180.17万户,占比7.01%。  在失信惩戒方面,税务总局还与33个部门签署了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据张维华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税务部门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累计达2.39万件,并推送给有关部门实行联合惩戒。其中,公安部门办理阻止出境5773人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限制1.98万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监事等职务,金融机构限制融资授信2.03万户。  此外,税务总局还在内部根据企业的失信程度采取分级分类加强监管的措施。2018年,税务部门对外部门推送的“黑名单”实行联合惩戒超过8万户次。例如,对于环保领域失信的企业,2018年取消了82户企业享受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对10户企业停止执行已经享受的环境保护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张维华说,下一步,税务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进一步优化税收执法方式,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深入推进纳税信用管理工作,积极营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
    10/09 诚信文化
  • 大数据时代,信用监管路在何方?
      互联网兴起之后,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等经济形态的出现,模糊了各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给传统行政监管带来了挑战,传统意义上的专项巡查、重点检查等监管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实际需要,公共监管方式亟待创新。  借鉴大数据技术,结合公共信用监管进行协同推进,是新形势下提升行政监管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尝试,有助于明确政府在公共信用监管中的角色定位、监管程序和措施,以及可突破的方向,倒逼政府职能的划分和行使,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和作用发挥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深化。  尽管公共信用监管部门对于大数据运用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在行政监管方面也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国家层面在推动大数据运用方面并未出台相应的约束措施,导致了公共信息归集、管理、应用等诸多阶段的实施存在不少现实的阻碍,在运用大数据进行公共信用监管的方式以及理念还存在诸多误区,在实践过程中将对新型社会监管模式的重构带来挑战。  在现实层面,政府在公共信用管理过程中也亟须加强对大数据的应用来完善社会信用监管体系,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监管精准度。  01大数据相关研究及应用  最早提出大数据定义的是麦肯锡发布的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认为大数据是“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软件的采集、储存、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此后,关于大数据内涵不断深化,大数据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使以前不能处理或分析的问题变得相对容易,在分析对象、过程以及结果上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在对象上将样本数据扩展至全体数据,在过程上从追求精确到接受大致结论,在结果上从探索不同因素的因果到追求相关关系。  国际数据公司(IDC)对大数据特点进行了总结,即Volume、Variety、Value和Velocity,中文表述为“大量”“多样”“价值”和“快速”。大数据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互联网浪潮下,包括交际软件和购物平台的兴起,促使大量文本、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数据的批量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处理办法捉襟见肘,必须依赖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处理方案。  大数据应用公共信用监管相关研究,从国际上看,美英澳等国以及欧盟、八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均针对大数据提出了发展规划或构想,并在政策、法律上予以倾斜,支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在交通管理、公共安全、医疗服务等领域开展大数据应用。  通过对比发现,公共信息开放平台是各国推进大数据应用的通行做法,通过信息公开达到数据共享和社会使用的目的。  A.Clarke等指出商品父易信息、社父信息等形成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有助于加强政策发行和实施的精准度。著名咨询机构McKinseyGlobalInstitute(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在政策合适情况下,大数据将在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  M.R.Rajagopalan等表示大数据应用是构建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政策规则基础。AMcafee、EBrynjolfsson指出大数据对精准化公共政策制定同时也对政策制定者的自身素质提出较高要求。  从国内研究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12)借助层次分析法对各权重进行赋值,测量出34个大城市和240个地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  韩家平(2018)认为运用现代化技术,构建全方位的信息系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  谭燕芝、王超等(2014)根据省市CEI数据验证了信用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但也同时指出信用环境扩大了收入差距,影响信用环境的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城镇化发展以及人口的密集度等。  张原、陈玉菲等(2015)在构建区域信用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陕西2008年到2010年开展实证研究并进行平稳性检验,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提升信用环境质量具有重要贡献。  02大数据背景下信用监管机制的构建  大数据背景下信用在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定位  信用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基础性、通用性和泛在性作用,是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用应用,各部门是交叉、联动的关系。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数据资源系统和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分别以基础设施系统和应用支撑系统的建立完善为前提。信用在数据资源系统中承担公共信用库、信用产品库建设职责,在应用支撑系统和业务应用系统中则分别提供信用工具和信用服务。  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信用建设打破了信息孤岛和部门藩篱,整合了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社会单元之间的信息和资源,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信用体系的持续完善,有助于更好解决老百姓“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支柱、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新抓手。  信用监管机制基本构建  信用监管机制主要依托“信用中国”网站,借助该公共数据管理平台,专业化处理基础库、主题库和部门数据仓中的信用数据。  调用“应用支撑系统”中的身份认证、用户授权、地理信息服务、区块链等工具,重点建设覆盖企业、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五类主体,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覆盖全国、省、市、县四级的公共信用信息库,开发信用发布、信用查询、信用异议、信用修复等信用工具,研发信用档案、信用评价、红黑名单、信用指数、信用预警、信用关系、行业信用评价、专项信用产品、专项信用数据等信用产品。  建成以信用产品应用为基础,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为主要特征的信用监管通用应用,为审批服务、执法监管、基层治理、应急管理、预警监测、投诉举报等其他通用应用提供支撑,为政府部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提供支撑。  从实施步骤上考虑:  一是以数据共享为重点构建体系化、标准化的公共信用信息库,构建以公共信用评价、红黑名单、信用档案、信用关系、信用指数等系列信用产品。  二是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信用平台,开发信用发布、信用查询、信用修复等工具,为业务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以精准业务协同为重点,推进信用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在行政管理各个环节对不同的信用主体采取限制或激励措施,构建全覆盖、无死角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信用惠民提供坚实的信用保障。  数据共享机制构建  信用数据共享重点是形成闭环,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促进信用数据的动态更新和使用。信用数据闭环构建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市场监管、环保、税务等部门归集的原始数据,经过信用数据标准化处理,区分为主体基础信息、环保领域行政处罚信息、欠缴税信息、未履行生效裁判记录信息等。  一方面形成公共信用库、信用工具等数据工具,为信用主体信用信息的发布、查询、异议、修复等提供素材;  另一方面,形成信用主体公共信用评价的指标构成内容,并以此为依据开发出信用档案、红黑名单、信用指数、信用预警、信用关系、行业信用评价、专项信用产品、专项信用数据等信用产品。  第二阶段,把加工、处理的数据工具以及信用档案、信用评价、红黑名单、信用指数、信用预警等信用产品,回传给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市场监管、民政、环保、税务等信用数据来源单位,并在行政业务中进行参考、运用,采取相应的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措施。  以上两阶段共同构成信用数据共享闭环,为信用主体信用信息的动态更新和运用创造了可能。  业务协同机制构建  基于数据共享,打造信用产品;运用信用产品,探索业务协同,构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的基本逻辑和工作重点。  信用业务协同的核心就是信用联合奖惩。各部门产生的失信信息、守信信息,信用平台提供的信用档案、信用评价等信用产品,通过信用监管应用,一方面,交换到各协同应用部门,各应用部门依法依规实施信用联合奖惩;另一方面,应用部门实施协同措施的结果,记录在信用监管应用之中,同步反馈到各数据来源部门,最终形成信用联合奖惩的业务协同闭环。  “信易+政务”应用就是业务协同应用和监管流程再造的一个典型案例。环保、税务、法院等部门在行政事务中产生的环保行政处罚信息、欠缴税信息、安全生产失信行为、未履行生效判决信息等,形成数据项,根据国家联合奖惩备忘录等规定,每一数据项对应相关的协同措施,如从严审核依法限制、绿色通道积极支持、依法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等,对应具体的项目审批、政府采购、生产许可证发放等监管事项,最后根据监管事项将责任明确为具体的部门。  部门的信用监管产生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共享,为下一步的业务协同提供参考。以一条严重失信信息的数据流为例,依据数源(发起)单位信用代码、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代码和协同(应用)单位信用代码,信用数据在共享、应用过程中可以有效识别。  首先,数源单位输出数据到信用监管单位,信用监管单位自动识别协同单位,针对定向的协同单位分发定向的严重失信信息。  其次,严重失信信息数据串中,携带针对目标协同单位所涉及的定向联动事项名称(编码)和措施清单(编码)、数据进行握手代码,同时,协同单位通过改造自身业务系统或建立耦合系统或建立桥接,确保数据输入;  再次,目标协同单位收到“三定向“信息后,实施联动措施确保留痕或日志数据输出到信用监管单位,转到数源单位。  此外,数源单位收到日志数据后,还可对目标协同单位实施联合实施情况进行满意度评价,该评价数据串也输入目标协同单位,目标协同单位也可进行评价或申诉。为确保数据定位追踪,信用数据流转应实时与信用监管部门进行通讯握手并留痕。  03信用监管机制中大数据应用的现实障碍及对策  信用监管机制中大数据应用障碍  大数据和信息化、海量数据并非同一概念,在实际中更加注重数据的快速归集、共享和处理能力,所以必然需要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公共信用监管方面,对信用信息的有效管理和高效应用尚有待实现,大数据技术应用不足,在信用信息的产业链各环节跟进滞后于信息本身的产生时间。  信用数据归集缺乏全面性,信息更新缺乏明确规定  公共数据主要来源于各职能部门行政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信用信息数据,包括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双公示信息、红黑名单信息以及基本登记信息等。以登记信息为例,在事前承诺制下,一些信息市场主体无需提供,或者在提供数据中存在一定的虚假信息,这就为公共信用监管带来较大难度。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还存在大量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信息,数据报送标准缺失导致数据失真问题一直存在,对于信用主体的信用评价存在隐患,数据报送的时间周期参差不齐,而且主要以传统的结构化数据为主,对互联网爬虫、视频音频处理等非结构化数据应用不足,对信用档案和评价的动态更新造成影响,阻碍了公共信用信息在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关联、嵌入,不利于构建全面合理的信用信息档案。  基层部门在录入行政审批和行政处罚信息时,对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公民身份证号码应用没有足够重视,没有填写关键数据,导致行政相对人主体唯一识别码缺失严重。  以浙江省为例,电子商务、社交媒体、部分公共事业等领域的信用数据尚未纳入“信用浙江”平台,这也是以后要不断改进的方向。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通道尚未打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浙江”平台数据的准确性。  比如关于行政处罚等不良信息的公示日期,《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规定是5年,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是1-3年。在此种情况下,经常碰到公示已满3年但未满5年的企业要求撤下不良信息,以免影响招投标的资格审核。  如何处理该类问题,还需要国家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事实上,大数据应用于公共信用监管中的重要前提是,信用主体的信用数据尽可能完整,然而由于信用平台只归集本区域各部门报送的信用数据,而对于区域外信用数据的获取途径和共享方式有限,如何对流动的信用主体进行动态信用监测是一项现实课题。  信用数据挖掘程度不高,应用场景不足  对信用数据进行有效挖掘的前提条件是对信用主体进行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以往对信用主体评价只局限在特定行业领域,如税务部门就对纳税主体区分为5A、4A等一系列评价等级,共青团根据青年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情况也划定相应的等级进行联合激励,但是客观上还存在数据质量不高且不全面、评价方法略简单等问题,只在政府内部进行初步应用,如要拓展到全社会运用,则还需要不断进行迭加优化。  信用数据的共享以及信用评价的落脚点均是应用,数据应用场景不足制约现阶段信用建设。  以红黑名单的联合奖惩为例,尽管国家层面已经签订了诸多备忘录,但实际上却遇到难以落地的窘境,缺乏有效实施的具体措施清单,部门信用数据的共享以传统意义上的发函为主,且没有约束效应。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应用产品不足,在实际应用中以银行信用贷款、法院对失信人核查监督和工程领域招投标等为主。部门进行红黑名单的共享也大多以手工形式开展,信用信息的动态更新难以把握,直接导致了公共信用数据在社会中的应用场景缺失。  在具体操作层面,由于开展时间较短,国内可供参考的经验不多等原因,在大数据的智能挖掘处理和动态更新上尚存在不少短板,传统人工处理数据现象仍然存在,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其他部门出台了诸多奖惩备忘录,但是经常遇到奖惩措施不明确难以落地的问题,受习惯性思维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对信用数据产品应用也尚未完全铺开。  从公共信用评价的应用上来看,只在政府内部进行部分探索,在双随机工作中,还尚未根据评价结果进行相应的差异化监管,不仅提高了行政成本,而且针对性不高、靶向性不强,对于市场主体的公共信用有效监管形成较大挑战。对于信用服务机构来说,在企业招投标查询公共信用报告文件取消之后业务量减少,公共信用信息应用范围进一步缩小。  平台数据割裂,数据共享水平有待提高  数据共享是公共信息归集的目的,也是业务协同的前提性工作。各部门建立的信息平台可能造成信用信息割裂现象,导致主体公共信用档案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在日常行政监管过程中无法互通有无,难以对重点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  各省区市建立信用平台,根据各自平台数据形成信用档案,同样导致同一主体可能具有不一样的信用档案,在行政事务运用中出现困扰,在尚未规定运用何种档案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信用监管缺位现象。  浙江大学陈丽君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社会信用监管综合水平现状”的评价不高(4.88),超过70%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社会信用监管体系不成熟并存在漏洞,仅有5.7%的被调查者表示已有一个可供便捷查询社会信用信息的数据库平台,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缺乏可供便捷查询社会信用信息的数据库平台。  由于数据共享理念不强,部分重要数据仍然散布在各个部门之中以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文本、音视频等形式存在。公共信用信息报送标准缺失,导致各部门、各地区各类存量数据的处理面临较大压力,如何对存量数据进行清洗、归集、共享和应用,还需引起公共信用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创新日常工作机制,将缺失或者不规范的历史数据进行标准化,为大数据应用提供现实的素材支撑。  信用监管机制中加强大数据应用的对策思考  推进信用监管顶层设计,解决信息归集、公示等问题  完善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机制。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为基础,各领域监管部门提供本地本部门产生的公共信用信息并进行统一归集,形成公共信用库,为健全完善信用业务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支撑。  加快建立健全公共信用监管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明确信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厘清部门职责和分工,规定信息公开使用的类别和隐私保护问题,再对公共信用信息在各环节的使用程序进行规范,加大主体权益保护力度。  在对信用立法总体把握情况下,还应针对不同环节问题寻求对应的解决方案,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使用、异议处理和信用修复以及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等方面统一标准。  首先是要提高公共信用监管的覆盖面,针对重点领域要建立专项治理的联动机制和长效机制,结合统一信用监管平台的建设,在对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等方面加强部门考核等配套制度的构建。  其次是要随着社会经济社会环境变动,动态修订相应的规章制度文件,保持公共信用监管效用的力度;加强部门统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重点针对“信息孤岛”问题寻求信用数据共享方案。  再次是做好公共信用大数据挖掘,建立信用预警机制。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在实际业务流程中进行专项督查,对各地区信用问题进行专项评估,研究工作方案重点解决,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针对公共信用问题所具有的传染性,针对跨区域的信用突出问题,在省级层面建立专班小组进行统一协调,防止公共信用问题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  从产业来看,要加强对企业公共信用预警,加强对建筑等重点行业的监管,动态评估中美贸易冲突对企业公共信用的影响,从信用角度出发为企业降低税负,进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出方案。  建设一体化信用平台,加强信用标准制定  根据国家信用平台网站一体化建设和国家信用考核要求,完善国家和各省份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编制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方案,形成以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为基础、以业务管理系统和专业应用系统为核心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实施改造提升。  加强信用业务统一管理,逐级配置用户权限,确保相关业务内容的发布、变更和管理与业务职能相匹配。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双公示”信息的集中公示,通过公共信用信息覆盖归集,实现信用信息“一次归集、共同使用”,同时加强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确保公共信用信息依法披露、使用。  为使信用数据共享常态化和科学化,还需建立标准体系、目录体系和责任体系。  首先是标准体系。以《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文件为依据,对照国家出台的联合奖惩备忘录,各部门应制定、修订本行业领域红黑名单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信用监管应用清单和联合奖惩措施清单;制定公共信用档案和公共信用评价标准规范,建立统一的公共信用档案,解决同一主体在国家、省级和市级各有信用档案的问题,实现公共信用信息“一次归集、共同使用”。  其次是目录体系。围绕构建公共信用指标体系,制定《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编制规范》,指导部门和地方确定本部门公共信用信息清单,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科学的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数据项清单。  再次是责任体系。按照“谁认定、谁负责”原则,各部门审慎出台黑名单认定和惩戒标准,研究信用修复和黑名单退出办法。  挖掘信用数据产品,促进公共信用监管的多元共治  挖掘信用数据产品  第一,形成唯一的公共信用记录档案,建立各个主体的评价体系。  规范公共信用档案标准,按照基础信息、守信信息和不良信息的分类,明确每一类别信息包含的信息内容和格式规范。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基础信息,依托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加快完成自然人、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公共信用评价,建立公共信用评价结果应用的正反馈机制,辅以实测结果统计分析、典型案例验证等手段,不断迭代优化评价模型,形成统一、科学、权威、覆盖全面的公共信用评价体系。  第二,规范健全红黑名单,促进联合奖惩落地落实。  一方面,对照国家出台联合激励和惩戒备忘录,推动各部门制修订本行业领域红黑名单认定标准,形成标准清晰、认定科学、管理规范的红黑名单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以《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文件和国家奖惩备忘录为依据,针对红黑名单主体,明确奖惩发起部门、响应部门和奖惩措施,形成覆盖红黑名单信息推送共享、奖惩措施实施反馈的应用产品,推动行业主管部门结合自身管理需要,形成具有行业针对性的公共信用产品。基于信用风险预警防范的目的,运用微观个体的公共信用信息,构建信用评价模型,探索区域信用评价产品和行业信用评价产品,形成中观评价结果。  以大数据为支撑促进公共信用监管的多元共治  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全环节的“多元式”综合监管体系。  推动建立“信用查询+信用承诺+容缺受理”管理模式,通过事前查询,允许信用状况良好的主体,在作出信用承诺后容缺受理。  探索“依法监管+依约监管+信用分类监管”的综合监管模式,提升行政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有关主体达标情况的监管信息。  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拟定标准,视主体达标情况纳入守信红名单和严重失信黑名单,作为事后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的对象。同步将有关主体达标情况的监管信息纳入公共信用库,更新其公共信用档案和公共信用评价结果。  加强与市场机构合作,利用信用服务机构和大数据公司技术优势,促进信用大数据开发利用,共同研发信用产品和服务。在政务失信、涉金融、电子商务等专项治理活动中,引入信用服务机构,发挥第三方评估和监督作用。引导市场信用需求,鼓励各地各部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市场准入、资质审核、  行政审批、债券发行、评先评优、资金扶持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服务机构提供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为信用服务机构发展创造市场空间。以城市为载体,支持信用服务机构与政府合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交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商业金融等领域,提供市场化的信用产品与服务。  对尚属监管空白领域的信用服务机构,研究建立分业监管、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综合监管体系。  注:本文选自2019年第5期《征信》杂志,原题为《大数据背景下信用监管机制构建研究》。  陈海盛,经济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信用体系建设  白小虎,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郭文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吴淑君,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用理论与实务
    10/09 诚信文化
  • 青岛:恶意拖欠宽带等通讯费用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记者从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悉,山东青岛近日将恶意拖欠宽带、有线电视或通讯费用纳入个人信用记录,以进一步发挥信用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今年,青岛将重点加大对个人失信行为的采集记录,不断完善全市公共信用信息“数据清单”。  青岛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各级政务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在履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将推送到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纳入相关主体信用纪录,形成全市公共信用信息“数据清单”。据市大数据局局长崔卫东介绍,目前,平台共归集了5.7亿条信用信息,涉及40余个市政府部门及大多数公共企事业单位。  目前,共有四类被有关主管部门确认的违法失信行为将纳入个人信用纪录。一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因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后,被公安交管部门撤销驾驶许可或者机动车登记的人员;因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过程中有贿赂、舞弊行为被取消考试资格的人员;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的人员;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吸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公路客运车辆、校车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以上的驾驶人;驾驶营运机动车行驶速度超过规定时速20%或者驾驶机动车行驶速度超过规定时速50%的驾驶人;长途客运车辆违反凌晨2时至5时禁行规定的驾驶人;被吊销驾驶证的人员;因记满12分被降级的驾驶人;因交通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的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道路运输企业有关责任人员;在有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中负有同等以上责任的驾驶人。二是公共服务违约行为,包括市图书馆借书未还超期一年、未缴纳滞纳金超过一年;地铁逃票;冒用他人优惠乘车卡;恶意欠缴水电气暖等公共性事业收费;恶意拖欠宽带、有线电视或通讯费用。三是被纳入信用“黑名单”的行为,包括拒服兵役;被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列入严重违法超载运输失信名单;被列入城市管理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名单。四是其他违法失信行为,包括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税款欠缴、考试作弊等违法失信行为。  上述失信信息将为金融贷款、行政审批、商业交流等多领域提供参考,部分被纳入信用“黑名单”的当事人将会受限。市大数据局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完善个人信用纪录,在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个人信用纪录的查询和使用,努力营造青岛“守信者荣、失信者耻”的社会氛围。
    09/10 诚信文化
  • 北京全清单发布建立起政务公开快捷查询“字典”
    北京市民查询民生热点更方便,全清单的发布建立起政务公开快捷查询“字典”。  此次49个市级部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全清单的一大特点是突出面向企业、群众,特别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创业、社会救助、环境治理等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以全清单为指引,一方面可以方便群众查询和获取政府信息,增强政府信息对企业、群众办事的服务作用;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办事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实时公开  市教委:实时公开项目占比达六成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北京市教委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全清单的296项中,有176项公开时限都设为“实时公开”,占比达到59.4%。如学校设置、布局结构调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计划管理,教育收费,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审定等,都要求实时公开。  为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在市教委实时公开的诸多信息项目中,教育政策越来越及时地发布成为一大亮点。今年4月1日,市教委门户网站实时公开发布了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同时开通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在平台和首都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北京市和各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入学信息采集技术支持电话和各区义务教育入学咨询电话,并采取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有关问答、适龄儿童入学操作手册和一图看懂义务教育入学流程等形式对入学政策进行解读,积极为家长答疑解惑。入学政策公布当天,市教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统一政策口径,对入学政策做了深入报道和解读。  除了升学政策之外,制定有关高考报名、考试、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政策,每一阶段实时通过北京考试报、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公布报名工作通知、招生工作规定、志愿填报通知等文件和规定,也成为市教委信息主动公开中备受市民关注的一大块内容。  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前,市教委还主动汇总了院校招生计划并及时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北京考试报向社会公布,制作公布当年考生一分一段成绩分布图表,方便考生准确定位,为填报计划提供重要参考。划定批次控制线后,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当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期间,则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及时公布相关批次院校剩余计划信息进行志愿征集工作,批次录取结束后公布各批次各院校录取最低分,做到招生录取工作全程公开透明。  分类集纳  市发改委:热点事项设“专题”开“专栏”  北青报记者发现,针对热点事项,不少委办局采取梳理集纳式信息公开的方式,纷纷设立“专题”、开设“专栏”。  政策制定、政策措施、政策性文件、规划文件、宏观调控目标、改革措施、相关政策……作为本市综合协调部门,市发改委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全清单的148项中,众多内容涉及宏观政策信息的主动公开。  去年,全市进一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信息公开。此次市发改委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全清单中,也体现了“优化营商环境”这一信息内容的进一步公开,并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专题,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以聚焦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效。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近一年以来,市发改委网站上设立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题”,一图读懂、新闻解读、媒体报道、互动访谈四大板块,进一步集纳汇总并公开该领域的相关服务内容。尤其是一图读懂板块,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政策落地实施等,进一步加大了案例解读力度,增强解读效果。  数据精细  市水务局:13个水厂的供水量均公开  尽管大部分原来的防汛功能被移转至市应急局,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市水务局的主动公开全清单中发现,对于水情的控制更加精细化。包括城市河湖水情信息、大中型水库水情信息、市区供水量等均实现了按日公开。  按日公开的城市河湖水情信息中,包括河系、河名、站名、水位(米)、流量(立方米/秒)、日平均流量(立方米/秒)等皆包括在内;大中型水库水情信息,也包括了库水位(米)、蓄水量(万立方米)、日平均入库流量(立方米/秒)、日平均出库流量(立方米/秒)、比去年同期增减(万立方米)、总库容(万立方米),甚至还包括了汛限水位(米)。  同时,市水务局还有着监督管理公共供水单位供水安全运行的职能,为此,市区供水量也每日公开。北青报记者看到,公布的内容为市区水厂总供水量,也包括13个水厂各自的供水量。据了解,目前市区水厂日供水能力为395万立方米,近期已处于供水高位。  此外,为监督公共供水单位及自建设施供水单位的供水水质和安全运行,按季度公开供水厂水质信息,包括检测时间、检测水厂、检测指标、不合格项目及其对应的国标限值等。  多管齐下  市生态环境局:多个平台可查空气质量情况  今年上半年,北京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PM2.5等四项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均创下历史同期最低,达标天数占到六成以上……一周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上半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绩单”,让广大群众更全面地了解北京大气治理成效。及时充分地公开信息,不仅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更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主动公开清单中,明确提出要实时公开空气质量情况,定期发布空气质量日报、月报、环境统计年报,便于公众提前了解空气质量情况,适时采取健康防护措施。  在编制全清单过程中,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多次组织区级部门协同联动,将市、区两级公开信息的范围、权限划分得较为清晰准确,目前北京市生态环境系统的主动公开内容较为统一明确。市生态环境局不仅要实时公开空气质量,还要发布空气质量预报,定期发布空气质量月报、环境统计年报,并实时公开空气重污染预警、启动和解除信息。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首页,专门设置“北京市环境质量发布平台”,公众可以看到实时空气质量、12小时空气质量预报、空气质量月报等信息。在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可以找到“空气质量实时发布”选项,点击进入后,将看到截至上一整点时段的空气质量实时指数、首要污染物、空气质量级别、各主要污染物浓度等内容。此外,全市35个环境监测站点的实时监测数值也予以公开。  公众还可到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官方微博“北京环境监测”、官方APP客户端“北京空气质量”查询。每天下午17时左右,北京环保监测中心通过官方微博“北京环境监测”,发布夜间和白天北京市空气质量预报,覆盖未来四天的预测情况,便于公众提前了解空气质量情况,适时采取健康防护措施。  追访  市教委:明确专人负责政务公开  除了主动公开的信息之外,对于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市教委也都给予较快的处理。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20日,市教委共受理依申请公开79件,全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期答复。全年共收到建议提案262件,也全部按时限办理。  据悉,为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队伍建设,市教委已成立了以主管领导为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为组员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人负责政务公开工作;并举办政务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培训班,以政府信息公开、政策解读、政务舆情回应、政府网站管理等方面内容为重点,以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认识,提升政务公开工作的水平。  “下一步,我们还将督促各高校不断完善本校主动公开目录,进一步拓宽公开范围,细化公开事项,做好动态更新。继续加大招生、财务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公开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和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并加强检查督导,促进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人力社保局:将对全清单进行动态更新  此次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公开全清单共计涉及了157项,以“应公开尽公开”的工作原则,结合了此次机构改革和该局内部机构设置,结合单位新“三定方案”和新职责,重新编制了清单。  这份全清单同时也让市人力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有了工作方面的“业务词典”。而且,按照该项业务的完成进度或工作时限,明确了公开时限,进一步加大了公开力度,努力做好政务信息公开、透明。比如说此次将积分落户实施细则、操作规范、资格核定等列入主动公开信息全清单,这项信息的内容标准要素就包括了政策文件、申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时间、办理流程。这些信息都通过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实时公开,保障了办事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下一步,结合本次政务公开全清单工作,市人力社保局将会把此项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内部工作人员的信息公开意识,提升人力社保工作的服务效能,通过政务公开,促进我们工作的提升。同时,市人力社保局还将根据法律法规和业务文件的最新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责的调整变化情况,对全清单进行动态更新。  市卫健委:将对照清单项目调整网站页面  北青报记者梳理市卫健委的公开信息发现,部分实用性的为民服务信息将会在网上进行公布,包括一般血站登记注册信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信息等。前者将公布、审批机关、血站名称、有效期、地址、业务项目、本市采血点信息、采血点地图。后者则将实时公布机构名称、机构地址、所属区、联系方式、医保定点、新农合定点等内容,以方便公众对应查找。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清单项目调整网站的政务公开页面,做好与清单的对照,以方便公众对照清单查找信息。  对话  “全清单”建立起政务公开快捷查询“字典”  对话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北青报:政务公开全清单公布后,日常工作有哪些变化?  市市场监管局:政务公开全清单,深化了我局政务公开标准体系建设,加强了政务公开的基础管理。使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明确了哪些环节会获取到政府信息、信息是否应当公开、通过什么渠道公开、谁来负责公开、公开哪些具体内容等,做到了底数清楚,情况明了。  北青报:“全清单”会对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带来影响吗?  市市场监管局:全清单的公布可以强化各处室、岗位的公开意识。从各处室在履职过程中产生政府信息的一刻开始,就明确了该信息的公开属性和公开责任,做到政务公开、人人有责。  北青报:如何看待这次政务公开全清单的发布?  市市场监管局:全清单的发布建立了政务公开快捷查询的“字典”。在日常工作中,各处室的人员通过全清单这一“字典”,即可知道该信息是否应该公开,公开怎么做。即便是工作人员轮岗,通过清单指引,也可以快速适应,实现正常公开,同时也更便于公开工作的检查和监督。  内存  如何读懂政府信息公开清单?  此次公布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全清单,每一条信息都包括具体职责、业务事项、信息类别、内容标准、公开时限、公开形式六方面内容,这些内容比较专业,普通市民如何快速读懂?哪些信息最有用?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具体职责、业务事项、信息类别这三项,都是介绍政府部门的职责,并逐渐细化,市民从这三项上就可以看到政府部门都有哪些具体职责。比如民政局的一项职责提到“拟定本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拟定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等,业务事项则是对这些职责的细化,包括政策制定,残疾人社会福利、市属社会福利事务综合管理等项,残疾人社会福利这一项对应的具体信息又细化为“拟定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市属社会福利事务综合管理则细化为“市儿童福利院收住家庭无力照料残疾儿童申请登记”等具体项。  公开时限、公开方式,有助于让市民了解何时到哪里查询这些信息。公开时限包括年度公开、实时公开、7个工作日内公开等,这都是根据每项职责的相关要求规定的,比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执法决定7个工作日内公开等。公开方式包括政府网站常规公开、政府网站专题公开、门户网站和政务服务大厅等,一般都要求在本单位官网公开。  速览  部分公开信息  市发改委:拟定人口政策、拟定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政策文件以全文形式于15个工作日内,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或新闻发布会上公开。  市交通委:北京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审核、配置结果实时公开。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机构数量、床位数、地址、收费标准等内容,以及全市各婚姻登记机构的办公地址、办公时间、服务电话、婚姻登记须知以及法律指南等实时公开。  市商务局:节假日市场消费运行监测信息在政府网站上实时公开。  市住建委: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信息、房地产经纪信用档案(涉及重大案件或问题的)实时公开;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15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公开。  市重大办:棚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在门户网站按月公开。  市市场监管局:在查处食品市场领域相关重大违法行为时的食品行政处罚信息,于7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和政府网站数据查询系统中公开。  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及信息,在政府网站数据查询处于7个工作日内公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编制住房公积金、其他住房资金归集使用计划及提出计划调整的年度归集使用计划于管委会审议通过后15个工作日于政府网站常规公开。  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京港洽谈会,投资北京洽谈会,各区行系列活动,京津冀合作在活动结束的15个工作日内于政府网站常规公开。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的视频音频文字于15个工作日于政府网站专题集中公开。  市地震局:对破坏典型地震遗址、遗迹情节严重的行为的处罚原因、依据、处罚结果在7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市体育局:对彩票代销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进行处罚须在7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09/10 诚信文化
  • 浙江宁波:建立校外培训机构信用记分管理制度
    暑期正值各类校外培训班开课高峰。记者7日从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获悉,当地将运用记分管理办法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信用监管,对扣分累计达到12分的培训机构依法依规注销办学许可证,并将名单推送到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同时依照相关规定将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列入信用失信人员名单。  据介绍,校外培训机构信用管理实行记分制,总分12分,按照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性质程度分5个档次扣分。其中,一次性扣完12分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共有9项,包括办学条件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存在房屋、消防、食品等重大安全隐患;提交虚假证明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挪用办学经费或者跑路等。  对扣分累计达到12分的校外培训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将对名单进行实时公布,依法依规注销其办学许可证,并将名单推送到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在“信用宁波”和市教育局官网等平台上公布。此外,该名单还将分别抄送宁波市场监管、民政、人社、应急管理、税务、建设等相关部门。  除违法违规办学行为一次性达到12分的,校外培训机构其他扣分情况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整改要求的,可以进行销分。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假前宁波教育部门已对外公布了经审批通过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名单。宁波还定期委托第三方开展诚信办学星级评估工作,确保“培训机构质量家长上网一查便知”。
    09/10 诚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