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修复小课堂】在线申请信用修复

 如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在线申请信用修复？  行政相对人（失信主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并找到具体行政处罚记录，点击决定书文号右侧的申请按钮，进入“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申请”页面后，按程序提交修复材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点击“行政处罚”，查看具体记录）（已满最短公示期，点击“在线申请修复”，按程序提交修复材料）（未满最短公示期3个月显示框为灰色，暂无法进行信用修复）  行政处罚公示期从哪天算起?  一是涉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在信用网站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最长公示期为一年。二是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在信用网站最短公示期为六个月，最长公示期为三年。三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处罚超出公示期该怎么办?  行政相对人(失信主体)按程序进行信用修复申请，无需提交修复材料。

一图读懂信用交通

【信用修复小课堂】一般失信与严重失信

  哪些行政处罚涉及严重失信行为?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范围是指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程度较大的违法失信为的行政处罚信息。主要包括是因严重损害自然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因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作出裁判或者决定后,因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因拒不履行国防义务、危害国防利益破坏国防设施的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信息。二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构成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信息。三是经行政处罚决定部门认定的涉及严重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成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信息。三是经行政处罚决部认的涉及的行政处罚信息。  哪些行政处罚涉及一般失信行为?  通知”明确了涉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范围,主要是指对性质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违法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除认定为涉及严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以外,再除去按简易程序做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原则上均为涉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相对人(失信主体)无法自行判断行政处罚失信行为严重程度怎么办?  请直接联系当地信用建设牵头部门（地市级及以上）进行咨询，或通过电话/邮件向“信用中国”网站客服人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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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修复的法理依据及类型化实施研究

【作者简介】刘瑛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品牌与社会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执行秘书长，广州、天津等多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003年起她从法律角度开始研究信用问题，专著《企业信用法律规制研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近年最早界定“知识产权信用”概念，并以信用视野研究信息数据监管与保护等问题。摘要信用修复是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以信用法治体系建设为目标，经过对比研判初步界定了信用修复的含义，在深入分析信用修复的法理基础上，对信用修复进行分类并对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标准、机制及程序进行研究，最后借鉴国外信用修复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信用修复机制的建议。引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并按照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现状、信用自身包含的内容和运行规律，笔者认为，我国信用法治体系的构建，应该包括信用征信法律系统、信用评估法律系统、信用担保法律系统、信用信息共享法律系统、信用监管法律系统、信用标准法律系统、守信奖励与失信惩戒法律机制、信用修复法律机制等八大系统与机制。信用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修复是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重要环节，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失信主体解除惩戒措施的制度保障。建立和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有利于推动信用法治体系建设的规范化、系统化。信用修复是信用法治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信用修复机制，支持失信个人通过社会公益服务等方式进行信用修复。2017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鼓励和支持自主修复信用，规范信用修复流程。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下，我国大力推动“信用中国”建设，就是要使信用能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而就目前的信用实践而言，信用的不当受损亟需适当的法律救济制度。信用修复这一问题涉及诸多领域的不同主体，抽象性规定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指导意义不大，需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内在需求为制度实效，进行类型化研究，针对不同类型进行分领域、分层级设置具体的法律规制。一、信用修复的法律基础（一）信用修复的含义界定信用修复来源于信用实践的需要，具体来说，信用修复的目的就是剔除信用评价中的不良信息，这一不良信息有以下三种来源：信息主体的主观原因造成的;信用评价机构自身原因采集信息错误而造成的;第三方过错造成的不良信用信息。但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立法上，都没有对信用修复进行准确的定义。为了明确信用修复的含义，将现有的定义进行以下对比：《江苏省社会法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信用修复办法（试行）》将信用修复定义为“社会法人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纠正其因非主观故意因素导致的失信行为，按照一定条件，经规定程序，获准停用或缩短失信行为记录使用期限，重建信用的过程”。《浙江省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信用修复界定为：“不良信息主体为改善自身信用状况，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作出不良信息认定的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提出申请并被确认的信用补救行为。”二者相对比来看，在主体方面，江苏省采用的定义将主体限定为“社会法人”，而未涉及自然人的信用恢复问题，浙江省则将主体表述为“不良信息主体”，通过描述主体特征进行定义将法人和自然人包含在内；在目的方面，江苏省认为信用修复的目的是“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纠正其因非主观故意因素导致的失信行为”，而浙江省认为信用修复的目的是“改善自身信用状况”，二者都从主观上对这一目的进行表述，但相较之下，前者更为确切。综上，笔者对信用修复的含义初步做出如下界定：广义上的信用修复，是指改善现有信用状况、提升信用评价的一系列信用活动。狭义上的信用修复，则是指失信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企业）对已发生的信用评价降低，依据一定理由，遵循一定程序，以恢复信用评价为目的进行的活动。从这个角度看，连维良所指出的“信用修复指的是失信主体在彻底纠正失信行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在接受诚信教育主动做出守信承诺并按规定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前提下，依法依规退出“黑名单”并相应解除失信联合惩戒，依法依规缩短或结束失信信息公示，依法依规规范保存信用记录的相关措施和过程”，这一定义是较为详细和确切的。（二）信用修复的法理依据分析1.合同视域下信用修复的法理依据信用修复是信用运行的末端，是信用运行出现不当受损时的补救手段，其法理基础在于合同法，实质上是契约关系的一种延伸。首先，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通过授信过程，信用服务机构与相关主体达成使用信用信息的合意，对其信用进行评价，这并非行政法上行政管理的强制性要求，其实质上是形成了一种平等契约关系；虽然，信用信息的使用者（比如银行）往往具有一定的公权力属性，但其公权利属性的着重点在于防止或避免信用信息的失真或滥用，而不影响缔约地位。其次，关于合同内容，信用信息使用者和信用信息提供者实质上在授信过程中就已经确定了信用信息使用的范围和方式，即合同条款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推知，合同相关条款当然具备下列内容：信用信息提供者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信用信息使用者必须按照约定的方式和目的使用信用信息。再次，当因为信用信息使用者的过错而导致信用信息提供主体的信用评价降低时，实质上是信用信息的使用者违反了合同义务，该违约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使信用信息主体的信用评价降低；此时“信用修复”可以认定为违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相应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在可履行的前提下最优解决方式就是“恢复原状”，即这里提到的信用修复，即违约方以“信用修复”方式承担了“恢复原状”这一违约责任。最后，当信用信息提供者存在过错时，即使用者无过错时，信用评价的降低是对于存在过错的信用信息提供者的准确评价，是基于合同要求其承担的不利益，根本在于信用信息提供者违背了合同义务，因此此时信用评价的降低就是一种违约后果，但是，居于公平原则和信用立法的意旨，应该给予信用信息提供者一定的救济途径，即其可以通过纠正其行为补正其降低的信用评价，这也是一种信用修复。可见，信用的基本规则是信用关系缔结的自愿性、信用合约的有效性(合法性)、信用履约的强制性以及信用依法保护的公平性。2.权利义务视角下信用修复的法理依据信用修复乍看似乎是信用主体的权利，因为信用修复的后果是信用主体信用评价的上升。但是，信用主体必须采取一定手段改善自身的失信状态，使得信用信息回归真实准确的状态，因此信用修复实际上也是信用主体的义务。这一义务来源有两种，第一种是法定义务，第二种是约定义务。信用修复中的法定义务是指，信用信息主体根据法律规定所负担的，必须依照一定程序在一定时间内履行修复行为，剔除不良信用信息的义务，税收领域纳税人缴纳滞纳税款以剔除不良纳税信用信息的义务就是典型的法定义务；信用修复中的约定义务是指，信用信息主体根据合同约定而负担的，在合同约定领域内，以一定方法经一定程序所实施的恢复自身信用的义务，贷款领域的还贷是履行该种约定义务的最常见方式。二、信用修复的分类（一）以主体划分从主体角度对信用修复进行分类，可以简单的分为个人的信用修复和企业的信用修复。1.个人的信用修复个人的信用修复起源于个人信用较为发达的英美国家，是信用运行的必然结果。个人信用的修复可以分为普通个人信用的修复以及涉诉个人信用的修复。普通个人的信用修复是指，当信用评价机构告知相关自然人其信用报告中出现负面信息时，相关主体可以申请修复其不良信息。修复的理由，往往分为两类，一是数据本身存在错误，不能真实反映信息主体的实际情况；二是不良记录确实是因信息主体自身问题产生的，需信息主体主动申请修复。涉诉个人的信用修复，是指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判决后作为被执行人基于主客观等不同原因进行降低或消除信用负面信息的修复活动。2.企业的信用修复企业信用修复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良信息产生时如何最大限度降低此不良信息的负面作用，二是企业在产生负面信息后采取什么纠正措施可以提高企业信用。在第二个方面，常见的纠正措施有纠正信用评价机构自身的错误信息采集行为，以及纠正第三方过错下的不良信用信息采集行为。企业信用的修复可以分为普通企业的信用修复和破产企业的信用修复，前者与普通个人的信用修复相类似，可以理解为当企业因自身问题或者因第三方过错等问题导致信用评价降低时，依照一定的程序申请信用评价机构删除自己的不良信用信息，以实现企业信用的恢复。而破产企业的信用修复问题具有复杂性，企业破产重整的重要支点在于信贷资金，基于信用在资金融通的具有重要作用，破产企业的信用修复直接影响到其是否能获得信用贷款，继而决定了其破产重整能否成功。从现有司法实践来看，破产企业重整主要面临的信用修复问题既包括银行不良信贷信息修复，也包括一般不良信用信息修复，在现实中不良贷款的信息修复是破产重整企业在信用修复中更加关注的问题。因为债权人较多且难以统一意见，以及没有明确的立法可以遵循，因此破产企业的信用修复可否单独启动程序，在制度上还是空白。同时，破产企业的信用修复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破产重整企业已经资不抵债破产，丧失清偿能力，如果企业希望重整以实现再生，就必须要求司法机关为修复企业的信用行为进行背书。(二)以失信程度划分不良信用的评价是信用修复的前置程序，基于这一评价结果的不同，信用修复相应地可以分为一般失信的信用修复和严重失信的信用修复。一般失信的信用修复，是指针对被评价为“一般”程度的不良信息，失信主体在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在举证非其过错后，在一定时间内经过一定程序向相关主体申请信用修复。严重失信的信用修复，是指针对诸如强制执行记录、行政处罚记录、职业资格吊销信息等严重不良信息申请的信用恢复，这种信用恢复的特殊性在于，其不良信息对应的失信行为必须已经补正，或者其不良信息对应的行政处罚等措施已经解除，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通过主动申请的方式请求信用恢复。同时，针对严重失信进行的信用修复效果也具有特殊性，其修复效果通常不能达到失信前的程度，即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信用评价。（三）以失信领域划分从失信领域角度进行划分，信用修复可以分为政府信用修复、商事信用修复和社会信用修复及司法信用四大类。政府信用修复包括行政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研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的信用修复。商务信用修复包括生产、流通、金融、税务、价格、工程建设、政府采购、招标投标、交通运输、电子商务、统计、中介服务业、会展和广告等领域的信用修复。社会信用修复包括医药卫生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劳动用工、教育和科研、文化体育和旅游、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互联网应用和服务领域及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信用修复。司法信用修复包括法院公信、检察公信、公共安全领域公信、司法行政系统公信、司法执法和从业人员的信用修复。三、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一）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标准信用修复实施标准是针对目前信用修复各领域问题实施不力的问题，所设立的可以共同使用或重复使用的制度模式。其意义在于，通过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明确了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流程化保证实施质量。信用修复实施标准分为以下不同层面：1.在内容层面，根据信用修复的流程，信用修复实施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修复主体确定标准、申请（异议）程序实施标准、失信内容审查标准、失信主体承诺标准、修复机构监管标准、信用信息上报标准，信用修复争议处置标准等。2.在技术层面，信用修复实施标准应以数据库为基础进行的，提出“一处修复，共同效果”的规则，在技术层面信用修复的实施要求保持信用信息交换的及时与准确；同时技术层面最通用的是“黑名单”技术，这一技术在信用修复的实施中相应的配套技术尚不完善，需要确定相应的复查、修正技术。3.在操作层面，信用修复的实施标准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在社会信用领域，信用修复的实施标准更加侧重于信用修复过程中的公示内容，因为社会信用的修复实际上对应的是信用信息主体的社会公信力的恢复；而商事领域信用修复的前置行为依然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信用修复需要遵循“范围有限原则”，因此商事信用修复的实施标准更需要政府公权力机关的介入，以明确恢复的具体程度以及进行有效公示。以税务领域的信用修复为例，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信用修复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中明确规定，纳税人可在纳税信用被直接判为D级的次年年底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失信行为纠正情况调整该项纳税信用评价指标的状态，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但不得评价为A级。这一点是修复范围有限原则的体现。在金融领域，信用修复的实施目的更加侧重于经济效益，即要求信用修复实施要足够准确迅速，能够及时反馈到信用贷款的发放上。因此金融领域的信用修复实施标准重点在于信用异议受理标准、信用修复任务分配实施标准以及信用修复结果审查标准。（二）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机制和程序信用修复类型化实施机制的逻辑原点在于，通过针对不同领域设定不同的实施机制和程序，来应对具体领域内的细节性问题，进一步保证信用修复的实际效果。同时，分领域信用修复也是联合惩戒机制的必然要求，联合惩戒机制是指针对失信行为由所涉领域相关部门联合及时给出恰当的负面评价，以此种手段将不良信用信息所标示。与联合惩戒机制相对应，信用修复引发的效果也具有联动性，这种联动性的技术基础在于多部门共建共享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修复效果的联动效应即“一处修复，系统联动”，这一联动修复机制保证了信用修复能够及时有效完成相关信用信息的更正。信用修复的实施，起始点应该是信用信息异议机制，通过异议申请机制，信息主体就获得了相应的信用修复的机会。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如果信息主体对信用报告中的内容持有异议、认为其存在信息遗漏或错误的，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向征信中心或征信中心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要求征信中心与数据报送机构核查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一机制也包括了信用信息不实投诉机制，赋予了信息主体启动信用修复的主动权。信用信息异议机制是信用主体主动行使权利的依仗，与之相对应的是信用信息自动更新机制，这一机制可以在信用评价机构发现自身错误时提供恰当的途径来更新信用信息，使之准确真实地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征信机构不得披露、使用自不良信用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信用重建机制，使得信用的评价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及时和准确。要想实施信用修复的类型化，就要依托信用修复的实施机制，确定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程序，具体而言程序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信用信息异议或信用信息自动更新机制所涉及的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和固定；第二阶段，确定第一阶段所收集和固定的信息的基本属性，明确相关主体及其基本诉求；第三阶段：根据所涉及信息的基本属性和相关主体的诉求，确定信用修复所涉及的领域以及严重程度；第四阶段，根据主体、领域以及严重程度，确定信用修复的具体实施效果。（三）信用修复类型化的实施后果从上述信用修复的定义来看，信用修复的目的是通过剔除信用信息中的不良信息，以提高信用主体的信用评价，使信用主体的信用得到提升或恢复，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类型的信用修复对应着不同的实施后果。也就是说，信用修复类型化确定了不同主体、不同程度、不同领域的信用修复对应不同的后果。首先，从主体角度来说，个人信用修复的实施后果是个人不良信用信息被剔除以及个人信用评价的提升或恢复；对于涉诉个人来说，其特殊意义在于被执行人信用负面信息被修复后，应当恢复到涉诉之前的程度。企业信用修复则意味着其信用评价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其以信贷为基本手段的资金融通更为顺畅以及社会信用评价的恢复；对于处于破产重整阶段的企业来说，信用修复的主要后果是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及第三方评价机构同意企业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破产重整企业获得贷款能力，以实现企业的破产重整，也就是说破产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目的更多的还是信贷信用的恢复以获得资金而非重构企业的公共信用。其次，从失信程度上来说，对于一般程度的失信，信用修复的过程较为迅速，恢复后的信用评价应当与信用不良信息出现之前的信用相同；而对于较为严重的失信，信用主体必须证明已通过行为补正或者相应的不良信息已经实质上不存在，这种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且信用修复最后的效果并不等同于信用降低前的信用评价。最后，不同领域内信用修复的效果也不同，社会信用修复的落脚点在于社会信用形象的重建，而金融信贷领域信用修复的效果主要是贷款能力的恢复，前者者注重社会效果，后者注重经济效果。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信用修复的类型化，将现有的“个案审核”的异议审核程序大大简化，从而加快了信用修复机制的运行速率，也提升了信用修复的准确度，这与信用修复制度设计的目的相呼应。四、完善我国信用修复机制的建议（一）从域外立法经验看我国信用修复的现存问题信用规则必须适应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因而信用的有效性或合法性规则，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国别性的特点。信用法治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的时间才建立比较成熟的信用法律制度。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信用修复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信用修复模式。首先确保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良好的实施环境，利用市场自由竞争优势，减少负面消息对信用主体的不良影响，保证信用机构主体行为的规范性，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第二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化与福利化结合的修复模式。通过设立信息专员署、信息法庭等专门机关，发挥其公共职能，受理个人信息业务的投诉，成立信用修复中心，向目标群体提供咨询和建议，协助其信用修复、异议申请等信用信息服务。第三种是政府主导型的信用修复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通过建立援助委员会等部门，针对不同失信人群提供信用信息服务。从对世界主要国家的信用修复模式进行分析后不难看出，随着我国信用市场逐步发展，异议申请效率低、信用修复方式单一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信用修复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信用修复机制。相较而言，我国当前个人信用的修复制度已经较为完善，制度运转也较为连贯，但我国在信用修复中突出的问题在于缺少针对企业的信用修复制度。企业信用的法律规制有赖于社会各方的有效配合，方能发挥其应有的系统功能，以达成经济社会秩序的预期目标。这种社会合力，既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进，又包括信用服务机构、行业组织、金融机构等社会力量的配合协调。（二）完善我国信用修复机制的路径我国目前信用修复的主要方式为：一是期满自动更新，《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5年到期后，个人不良信用信息会自动更新；二是异议申请，信用主体认为信用报告中信心确实错误的，可以向征信中心提出异议申请请求纠正；三是自我说明，信息主体可在个人信用报告中的“本人声明”部分注明真实情况，当征信中心对异议申请有不同意见时，这种机制为信息主体提供了辩解的机会，有利于信用报告使用者更加全面的考量判断。在当前的信用修复方式背后，我国信用修复缺少顶层制度设计，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路径推进完善我国的信用修复机制。（1）完善信用修复的法律法规2013年，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征信行业方才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信用市场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信用修复随之产生强烈需求。应尽快制定有关信用修复的法律法规，明确信用修复的定义、范围、标准及程序等内容，构建较为完善的信用修复法律体系，保障信用主体信用修复的权利得以实现。（2）推动信用修复机构的设立设立官方统一的信用修复机构，加强对信用主体的权利保护。鼓励信用服务业的市场化运作，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条件下，明确信用修复机构的机构设置、业务范围等，为信用市场提供行为规范，提高信用修复的效率。（3）加强信用修复的宣传教育制定和实施信用文化教育的总体规范，开展系列信用教育相关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对信用修复的整体认知，以政府为主导，鼓励行业的自我宣传，对信用修复的法律法规、修复流程等事宜广为宣传教育，推动失信人群主动进行信用修复，消除失信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我国的信用体系发展较晚，信用修复机制尚不成熟，应当了解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现状，建立完善的信用修复机制以及信用法治体系，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信用修复务必与信用惩戒的法律依据相衔接

  都是交钱，信用修复为何迥然不同？  某公司由于违法被政府部门处以行政罚款22万元，上了失信名单，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该公司缴纳了罚款后，认为自己既然纠正了失信行为，当然可以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政府采购资格。然而，政府部门拒绝了这一请求。  张三欠李四5万元，到期不予归还。李四诉至法院，法院支持了李四诉请，张三仍拒不归还，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乘坐高铁、飞机，住星级宾馆。张三随即还了钱，修复了信用，交通、住宿等种种限制随之相应取消。  同样是交钱，为什么缴了罚款，信用不能修复，交了欠款，却可以修复？  究其原因，必须从信用惩戒的价值与机理这一源头说起。  信用惩戒，区分为全国性信用惩戒和地方性信用惩戒  关于信用惩戒的价值，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信用惩戒肩负强化法律实施的功能。信用联动惩戒，加大违法成本，承载着敦促国人守法、强化法律实施的使命。  另外，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应给予那些崇法向善的民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而信用状况则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群体区分尺度。信用广泛运用于政府采购、车牌拍卖、能源车优惠政策申请等，即为如此。  信用联动惩戒，根据其适用范围，可分为两类：  其一，全国性信用惩戒，其依据为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的规定。这些规则具有普适性，在全国适用。  其二，地方性信用惩戒，其依据为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即行政部门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过程中，根据上位法设定的范围、限度、标准或者原则，针对一定的事项，通过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根据行政相对人的信用状况，设定一些联动奖惩措施。这些措施，经常细化为为公共服务提供标准或行政执法裁量基准。  全国性信用惩戒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家立法，其权限更大，能够对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直接施加限制，因而经常体现为市场准入和任职资格的限制。其例子数不胜数，以下兹举三例：  其一，《律师法》第七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其二，《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因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其三，《旅游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被吊销导游证、领队证的导游、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3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导游证或者从事旅行社业务。  另外，《旅行社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旅行社被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其主要负责人在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被吊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旅行社的主要负责人……  凡此种种，都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刚性要求，违反者自动触发了联动惩戒。  地方性信用惩戒的依据是地方层面的规则，其权限相对较小，必须格外注重遵循依法行政原则。也就是说，政府及履行公共职责的部门将信用列为公共管理和服务规范或执法裁量基准的一部分，从而引发联动奖惩时，权限问题必须高度关注。  例如，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也就是说，如果上位法对于市场主体的设立缺乏信用方面的规则，则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均不得在设立许可中加入信用的要求。  例如，地方不得规定，存在信用不良记录的自然人不得申办企业。也就是说，在“出生证”方面，地方无权自行设定信用门槛，而在出生之后的行为监管方面，地方可根据管理实际需要，嵌入信用的要求。  信用联动惩戒，务须区分授益性行为与负担性行为  信用惩戒要落实落地，避免陷入违法行政的泥淖，必须格外注重制度衔接。具体说来，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对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的信用惩戒措施，可以视为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授予利益的消极要件，因为并不涉及行政相对人的负担，基本上属于地方性事务。地方政府的权限相对宽泛，可以运用信用作为主体区分度，提供差异化安排。  例如，上海对于参与车牌拍卖、申请购买新能源车等，都有信用方面的要求。《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2016年3月4日起施行）对申请享受相关政策的个人用户和单位用户都提出“信用状况良好”的要求。“信用状况良好”是指个人或单位用户在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未记载相关失信信息。失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酒驾醉驾信息，欠缴各类社保、税费信息，从事非法客运信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逃票信息，不执行生效判决信息等。  其二，对于负担性行政行为的信用惩戒措施，必须与现行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度做好衔接，将相对人的信用状况纳入考量因素，成为行政裁量权基准的一部分。此时，必须特别注重比例原则和关联原则的遵循，并向社会公开。  例如，《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管理职责，结合相关领域的管理实际，制定公共信用信息应用的标准和规范，并向社会公布。行政机关应当依据应用标准和规范，基于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采取相应的激励和惩戒措施。”  举例而言，《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同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因存在“重大违法记录”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就是一种典型的信用惩戒措施，而无论是遭受刑事处罚还是被责令停产停业，抑或是吊销证照，都是非常明确且清晰可辨的，唯有“较大数额罚款”，不确定性较强。考虑到执法领域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可由各主管部门结合本领域特点，先行提出执法裁量基准，财政部门再行根据行业差异及法益均衡，将前述标准整合为各领域的“较大数额罚款”清单，客观上形成政府采购领域的信用联动惩戒清单，并向社会公开。  信用修复，务须注重制度衔接，避免违法行政  由于信用惩戒对当事人影响巨大，相关主体在受到处罚之后，往往会谋求信用修复。政府部门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考量，也愿意推动这项工作。  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修复信用，就必须考虑信用缘何受损，联动惩戒的法律依据何在，能否在一定条件下变通执行。否则，率尔操觚，极易陷入违法行政的泥潭。  从目前我国的做法看，大致存在以下两种做法：  其一，纠正违法，检查核实，修复信用。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该办法设置了“信用修复”专章，采取的思路大致是：列入失信名单的主体，履行公示义务后满一定年限，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经过申请、受理、行政约谈、检查核实、异议处理、数据处理等环节，负责部门应当在检查核实后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准予修复。拟准予修复的，负责部门把信用修复决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限15日。  另外，该意见稿规定，负责部门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审查、核实失信主体主动纠正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履行相关责任义务、消除不良影响的事实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这种做法面临的问题是，违法行为已然发生，侵害了公共利益，后果已经造成，如何再行纠正？除非违法行为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否则根本谈不上“纠正”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举例而言，提供餐饮不合安全标准，造成食品安全事故，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已然侵害了公共利益，后期再怎么整改，都无法“纠正”前期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更谈不上信用修复了。  所以，该办法正式出台时，务必避免这些问题。  其二，专题培训，信用报告，修复信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9〕527号）遵循的思路是，按照失信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将行政处罚信息划分为严重失信信息与一般失信信息，明确这两类信息在信用网站不同的公示期，允许失信信息主体参加信用修复专题培训，并向信用网站提交信用报告，经信用网站核实，在最短公示期期满后撤下相关公示信息。  此种做法面临的问题是，很难看出“专题培训”“信用报告”与“修复信用”之间的关联，而且，赋予信用网站（准确的表达应为信用网站的政府主管部门）核实的权力，不仅会使行政部门背上沉重的工作压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付出政府信用背书的代价，与信用评价尽量减少人工干预的价值理念也略有不合。  总之，无论是以“检查核实”还是“专题培训”的方式来修复信用，都必须与信用惩戒的法律依据相衔接，应关注以下数点：  其一，撤下信用信息网上公示，并不代表修复了信用，因为信息虽然不再公示，但针对此前的违法行为而实施的惩戒，并不自动消除。信用联动惩戒均有法律依据。同样，解除此前的信用惩戒，也必须依法而为。  其二，全国性的信用惩戒，均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依据。如果法律法规没有信用修复的明确规定，任何部门不宜也无权以缩短失信信息公示期为手段，达到信用修复的目的。例如，国家法律规定，实施某种违法行为者，必须处以3年的市场禁入。即便政府将违法公示的期限缩短为6个月，3年的市场禁入规定，仍然必须实施。  其三，地方性的信用惩戒，用于授益性行为时，应赋予更大的信用修复空间；用于负担性行为时，应区分此前受惩戒的行为侵害的是可填补的法益还是不可填补的法益。例如，对于车牌拍卖、新能源车申请等授益性行为，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信用修复手段。再如，对于负担性行为，则应区分情况。老赖还钱、补交之前欠的水电燃气费，均可修复信用，因为私益获得了填补。但行凶打人、交通肇事致人伤亡、以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侵害的利益已然不可填补，对其实施信用联动惩戒，则不宜通过种种方式为其修复信用。  究其本质，信用修复之所以具有现实紧迫性，是因为信用惩戒的领域、范围与期限过于宽泛，在合法性方面存在不少疑虑。头疼者固应医头，而不应治脚。正确的选择是，追本溯源，系统梳理信用惩戒的法律依据，并本着比例原则、关联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合理设定惩戒领域、范围与期限，而不是甫一宣示信用惩戒，随即着手信用修复。如此循环往复，可能会背离促进法律实施的信用惩戒初心，伤害改革的效果。  2019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指出，推动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法律，加快研究出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  是的，改革始终与法治同向而行，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方能行稳致远！

广东省肇庆市举办诚信教育及信用修复专题培训班

  为推动信用修复工作，畅通信用修复渠道，11月15日下午，市信用办举办肇庆市诚信教育及信用修复专题培训班。市直相关部门、企业、信用服务机构、相关协会等140多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市发改局副局长、市信用办主任范贵裕介绍了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分享了联合奖惩典型案例，指出开展信用修复工作意义重大，有利于弥补失信受害者的损失，有利于失信者重塑信用形象，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随后，广东德信行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的3位专家分别对国家相关信用政策和制度解析、联合奖惩机制及重要惩戒措施、失信主体开展信用修复程序和要求等内容进行授课，对政策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阐述了信用修复的必要性、如何开展信用修复、信用修复的工作流程等内容，并对现场参加培训人员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此次培训，对于我市相关部门和失信企业了解国家和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学习信用修复政策知识，掌握信用修复流程和基本要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失信企业树立诚信经营意识、了解信用修复机制、提高信用管理水平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海南推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制度

  在海南登记注册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这是记者日前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的。  根据该局近日印发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暂行办法》，海南对已经履行法定义务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实行信用修复。严重违法失信企业，是指在海南省行政区划内登记注册，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及时补报并公示年度报告后未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以致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  适用信用修复的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补报年度报告后的年度均按照规定的期限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积极配合登记机关对补报并公示的年度报告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全部为“未发现问题”“未发现本次检查涉及的经营活动”或者“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企业信用修复按照企业申请、受理审查、检查核实、批准决定、立卷归档等程序进行。

诚信可以重来！山西省推行纳税信用修复机制

  12月12日凌晨，当大家忙着清理网上购物车的时候，山西某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屈晓霞（化名）却盯着电脑，陷入了惆怅。  原来，企业要扩大规模，准备向银行申请300万元的贷款。但是却没想到，以往顺畅的办理过程这次竟然卡了壳。仔细一查，原来是因为他们的纳税信用等级降级了。与此同时，由于信用等级不足以申请退还留抵退税额，导致有巨额的留抵退税额不可申请退还。到当地税务局查实情况后，才发现2018年申报税款时，少缴了部分个人所得税。  焦急万分的屈晓霞连忙咨询了当地税管干部。得知纳税信用失信行为在符合相应的修复条件时，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她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但是却要等到明年1月份。她因此惆怅，看着购物车都没有了消费的欲望。  屈晓霞说：“如果可以进行信用等级的修复，享受这个政策，我们就可以申请留抵退税，申请贷款。这对企业的资金流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用这些税款购进新设备，实现创新突破，还能获得贷款的机会。”  随后，记者采访了该公司对应的国家税务总局晋城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据介绍，为了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发展难题，晋城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企业落实生产状况，核实企业是否满足修复信用等级的条件，如果符合信用等级修复为A级或B级的条件，将可以给企业实现将近600万元的退税。  幸运的是，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纳税信用修复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表示，从明年1月1日起，部分纳税信用失信行为，在符合相应的修复条件时，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并且对纠正失信行为的真实性做出承诺。等到纳税信用修复完成后，纳税人就可以按照修复后的纳税信用级别适用相应的税收政策，享受相应的管理服务。  目前，我国企业纳税信用级别按优良程度分为A、B、M、C、D五级，等级高低直接关系着企业享受税收政策的多少。一旦失信，不只是影响贷款，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也会无法享受。  根据公告，被税务机关认定可以申请纳税信用修复的19种纳税信用失信行为，包括15项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资料备案等事项和4项直接判D级情形。从往年纳税信用评价情况看，这19项失信行为扣分频次较高，涉及纳税人范围也较大。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纳服处处长闫海龙表示，信用修复机制的推出，对这些情节轻微或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纳税信用失信行为，给出相应的修复条件，在规定期限内遵循“申请-受理-反馈-修复”四个程序申请纳税信用修复。这能很好地鼓励纳税人及时纠正自己的行为，让诚信“可以重来”。这对于纳税人和税收征管机关来说，都是好事。“宽严相济”的良性互动还能消除纳税人和税收征管机关的紧张，增进双方的信任度。  此外，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简单的“退出惩戒”，而是在一定的修复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让失信者用行动弥补过失，展现诚意。目前，信用修复尚处在初始阶段，信用修复在资格审查、范围界定、过程监督等环节中还需持续细化，制定更详细的标准，加大相关监督力度，如此才能激活信用修复的巨大潜力。税务部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纳税人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修复自身纳税信用，助推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泉州市信用修复培训班开班 近200家企业为信用集中“充电”

  近日，由市信用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办的2019年泉州市信用修复培训班开班。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当前，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对自身信用建设给予了更高的重视度，企业信用意识不断增强。此次培训共吸引近200家企业前来参训，数量是近两年来历次信用修复培训班之最。参与培训的人员当中，有的是需要修复失信记录的企业代表，有的是需要掌握信用知识、了解信用法规政策的企业管理人员，还有不少是从泉州市域外闻讯而来的企业家。  持续近4个小时的信用修复培训班，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中国物流及采购联合会的专家轮番登台授课。课程紧凑、内容丰富，既有不久前国务院新出炉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政策宣讲，也有《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对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监管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等多个文件解读，以及信用修复流程指引和注意事项提醒。  主持本次培训班的北京信世界社会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井华认为，通过国家政策规划、重点措施、修复流程等多层次的讲解，让企业全体系学习掌握信用修复知识，有助于企业防范失信行为、及时“纠错复活”，对市场主体的良性发展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对失信企业不能‘一棍子打死’，也要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市发改委党组成员、主任助理陈其昌在宣讲《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时告知企业，有任何营商环境及信用建设方面的困难问题或金点子，均可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民营企业诉求受理服务窗口”，或关注“泉州市发改委”微信公众号、点击“营商意见征集”专栏反映诉求。他向参训企业发出倡议，希望广大企业知信用、守信用、用信用，积极做条例的宣传者、建设者和监督者，营造人人参与营商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