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王伟：让司法在社会信用建设中的功能更加突出
司法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典范。同时，社会信用环境的不断改善，也将进一步推动司法工作步入新阶段，成为推动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二部分“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中，专门以“保护诚实守信”为题就全国法院积极发挥审判职能，参与和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主要举措和工作成绩进行了全面总结。 报告所反映的事实反映出司法在社会信用建设中的功能更加突出。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涵盖面非常广泛，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在司法领域开展的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为指引，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部署，人民法院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关机制，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司法保障，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亮点。司法在促进社会信用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在维护合同秩序、惩戒欺诈行为、治理虚假诉讼、保障裁判执行等几个重要方面。 发挥审判职能，维护合同秩序。合同凝炼了双方当事人的意志，是交易双方理性开展交易活动的集中体现，信守合同是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诚实守信首先反映在合同信用方面，其核心和精髓是守信践诺，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将维护契约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的重要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2020年各级法院审理各类合同纠纷案件高达886万件。通过对诸多案件的司法裁判，有效维护契约，保障当事人合同权益，为鼓励诚信交易，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强化问题导向，惩戒欺诈行为。在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地位等方面的便利对消费者、投资者实施欺诈行为，或者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行为，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损害了社会公众对发展环境的信心以及合理期待。通过积极发挥司法职能，对假冒伪劣行为、网络欺诈行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网络流量造假、假借“以房养老”坑害老年人等欺诈行为进行惩戒，促进社会成员遵守法律，既是匡扶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维护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 治理虚假诉讼，维护司法公信。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司法公信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离婚析产、以物抵债、企业破产等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虚假诉讼行为，既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妨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可能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损害司法公信力。近年来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创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严格追究虚假诉讼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通过诚信教育，提高法官对虚假案件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将虚假诉讼行为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等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治理虚假诉讼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近期，“两高两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关于治理假诉讼的更多规定和措施也在酝酿之中。通过指导意见等形式对治理虚假诉讼的工作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将为人民法院治理虚假诉讼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保障裁判执行，捍卫司法权威。近年来，人民法院着眼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限制高消费、失信联合惩戒等信用手段创造性地运用于执行实践，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性目标。在此过程中，浙江等地法院还创新了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正向激励、信用修复机制等，推动源头治理，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对司法领域的信用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法治手段。 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蓬勃推进。在社会信用基本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树立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为社会信用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是彰显司法功能，塑造诚信环境的重要方式。从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来看，司法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典范。同时，社会信用环境的不断改善，也将进一步推动司法工作步入新阶段，成为推动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作者：王伟，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解读|《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针对近期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大学校园为目标，通过诱导性营销，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诱导大学生过度超前消费，导致部分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的现象，银保监会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四个方面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 一是加强放贷机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监督管理。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进一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风险管理，明确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同时，组织各地部署开展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监督检查和排查整改工作。 二是加大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和帮扶力度。从提高大学生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完善帮扶救助工作机制、全面引导树立正确消费观念、建立日常监测机制等方面要求各高校切实担负起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 三是做好舆情疏解引导工作。指导各地做好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政策网上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对于利用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恶意炒作、造谣生事的行为，主动发声、澄清真相，共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四是加大违法犯罪问题查处力度。指导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加大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中违法犯罪行为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针对大学生群体以套路贷、高利贷等方式实施的犯罪活动，加大对非法拘禁、绑架、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积极开展违规业务的排查整改，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学生的现象，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链接：《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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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7旬老人粗心丢养老存折 女园长拾金不昧雨中原地等候
“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啊！太感谢你啦！”拿到失而复得的养老存折，75岁的刘老激动地拉住彭燕的手感谢。3月9日上午，暖心的一幕发生在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镇域中心小燕子幼儿园内。 原来在3月8日，家住娄星区万宝镇旺兴村的刘老因存折上的存款到期，由于子女都在外工作，家中老伴身体不佳，他只身一人到万宝镇镇域中心的银行办理转存业务。谁知办完业务后，刘老不小心将存折、身份证等一干物品遗失在马路旁。 中午时分，万宝镇小燕子幼儿园园长彭燕在丈夫的陪伴下逛街过“女神节”，彭燕看到地上一叠证件资料，她拾起来一看，是身份证、存折、现金存条，仔细再看，存折里竟然有8万元巨款。夫妻俩急忙根据身份证的信息到处找人，看谁认识失主不，但没人知晓。 “我想失主如果发现东西掉了，一定会回来找的。”于是，彭燕和丈夫干脆来了个“守株待兔”，在原地等候起来。当时“倒春寒”的天气，加上冷风细雨，他们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寻找失物的刘老。 “如果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人都会急死去。”刘老拿到失而复得的存折激动不已，“就算钱不丢失，补办起手续来也要费我老头子不少的神啊！”当时，他就提出要感谢彭燕夫妻俩，但都被彭燕拒绝，刘老回家后又打电话给娄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把这桩好人好事告诉了工作人员，并请求一定要好好弘扬这种正能量。 “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当3月9日，刘老和工作人员来到彭燕所在的幼儿园表示感谢时，彭燕脸一下子红了。她说，当时看到是70多岁老人丢失的8万元存折，她只想快点找到失主，担心老人会急出问题来。 据彭燕的同事介绍，彭燕一直把品德教育和学习雷锋精神教育贯穿到她的幼教事业和家庭教育中。“她们家的两个小孩都曾经拾金不昧，捡到过手机和钱主动交还给失主。” “本来想陪她好好过个女神节，谁知发生此事耽误了，这次我要好好陪她补过一个。”彭燕的丈夫说。
解读|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信用制度体系的地方实践探索和信用法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界定社会信用这一法律概念。《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在其定义条款中首次规定了“社会信用”的概念，即“本条例所称社会信用，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下统称信息主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学理上倡导这一概念的学者，当推罗培新教授。 前述地方立法中的“社会信用”概念，经初步研究和分析发现，上述概念还存在一些特别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之处。比如，社会信用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否所有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都应纳入社会信用之中？在价值判断方面，社会信用是否应指向金融信用？在社会信用概念界定中采用的价值判断及其标准是什么？ 二、“守法与履约说”之社会信用概念的含义扩张及其弊端 目前社会信用制度实践中普遍采用的守法与履约说，其含义过于宽泛，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和污名的泛化。 （一）传统信用概念的含义过于狭窄 在法律意义上使用“信用”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拉丁文“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在罗马法中“Fides”，表示“相信他人会给自己以保护或某种保障，它既可以涉及从属关系，也可以涉及平等关系”。我国信用的概念，虽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信用基本术语（GB/T17-2008）》中对“信用信息”的概念作了界定——“反映或描述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相关数据和资料等”，但该定义并未对信用作出含义界定，严格说来，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或准确的法律定义。 我国法学界对于信用的理解，在传统上限于信贷和商品交易领域，主要体现在货币的借贷和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两个方面。显然，传统上我国法律和经济领域的信用是当事人一般经济能力的表现，主要指向信贷和商品交易关系中的“信誉”“履约能力”“对履约意愿的信任”“经济评价”等。而在域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信用与赊购、信贷等交易活动有关，来源于债权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评价，是当事人特殊经济能力的表现，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信赖。在含义上，域外的信用概念与商誉的含义基本相同，指的是“在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其所对应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债权制度，此时的信用在法律层面主要指向“债权的发生”。 可见，在实际内容上，我国早期使用的信用概念与域外使用的信用概念的含义差别不大，唯一的差别在于，我国的信用概念体现了民事主体经济方面的综合能力，其主要因素泛指民事主体的一般经济能力而非特殊经济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偿付债务能力、履约态度、诚实守信的程度等。鉴于上述学说之主张，在不考虑信用主体的一般经济能力还是特殊经济能力这一信用基础的情况下，可将我国和域外的上述学说统称为“信誉或商誉说”。该学说的主要缺陷在于，突出了信用主体的经济能力但忽视了其他层面的信用问题。 （二）守法与履约说的含义扩张及其缺陷 最早作出信用含义扩张的是学者王淑芹，她在《哲学动态》上发表的《信用概念疏义》一文中指出：“信用有两种存在类型：规则信用和承诺信用，规则信用是一定条件下的一种普遍性的约定形式，包括由这种规则引发的关联方式、守规要求及其相应的品行。一般而言，规则信用常常是一种集体意志或社会理性的反映，如政府的政令、法律规定、道德准则乃至特定机构的规章制度等。”从哲学上分析信用并得出“信用包括规则信用与承诺信用”的结论，并非完全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规则行为都可以纳入信用的范畴。 其后，罗培新教授提出了社会信用的概念，将“社会信用”指向“守法”与“履约”，认为“信用状况”是指“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状况”，也即将“信用”界定为“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即“守法与履约”。按照罗教授的说法，社会信用的概念属于信用立法的中观定义，即社会层面的信用，不包括国家层面的信用。显然，罗教授的“社会信用”概念将守法与履约作为信用的本质要素，是一种非常宽泛的定义方式，几乎囊括了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看，该定义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将“守法”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容易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由于诸多法律问题并非道德问题，守法行为中诸多行为，如一般交通违章行为，与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无关或者关联不大，故而按照传统的信誉或商誉说，不应纳入王淑芹所谈的规则信用的范畴，也不应纳入罗培新教授所讲的社会信用范畴。将信用的含义延展到守法，并把守法看作一种“社会应当共同遵守的契约”，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因为，即便是成熟的民主制，法律也不可能是所有人形成的契约。况且，将守法作为信用的本质要素，不仅意味着国家享有信用的主导权，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用公民的守法义务来保护现代社会自身的信用，这无疑是非常矛盾的。更何况，这样的含义界定还会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无法排除“可能变身‘道德’档案”的合理质疑。第二，将履约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容易混淆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将履约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认为履约状态也属于社会信用的范畴，但在法律层面，是否履约最终应由人民法院的裁判予以确认，此时的违约行为已经转化为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故而纳入失信人名单的只能是拒不履行法院裁判的行为人而非违约行为人。 三、“守法与履约说”的规范之维与价值之维 （一）规范解释论：“守法与履约说”的规范之维 社会信用概念的规范之维指向实然的法律命题。据此，可将《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中的社会信用概念背后的法律命题表述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前提条件）的主体（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可以违法或违约（行为内容），否则就可以纳入社会信用征信系统。 第一，以道德因素观之，上述概念欠缺道德正当性和正义的追问。第二，以习俗因素观之，上述定义存在与社会上关于社会信用的一般观念认识相冲突的问题。社会习俗中的信用观念，主要是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或诚实守信的行为表达。一般意义上，信用有三种含义：（1）谓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2）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获得的信任；（3）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大多产生于货币借贷和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之中。其形式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信用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含义（2）（3）的理解。其中，含义（2）属于道德层面的信用理解，含义（3）属于道德和经济层面的信用理解。现实生活中，社会习俗不支持将所有的守法或履约行为状态纳入社会信用立法规制的范畴。第三，以经济因素观之，社会信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将信用的概念外延扩展到所有的违法或违约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社会信用立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范畴，并为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借口。第四，以政治因素观之，除了经常被提及的对数据隐私及其潜在滥用的担忧之外，中国的社会信任行动也存在诸多挑战和风险，需要对其背后的政策目标和价值观具有更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中的社会信用概念蕴含的法律命题并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信用立法的恰当法律命题，因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遵从法律（包括履行合同义务）。 （二）立法目的论：守法与履约说的价值之维 如果把社会信用看作是一个法律问题，按照通常的理解，社会信用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包括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比例原则，这是由宪法的高级法属性决定的；二是公益原则，这是由立法目的本身的政策权衡决定的；三是人权原则，这是由宪法人权保障的根本属性决定的。这三项原则，同时也是判断社会信用概念的目的正当性的三个重要标准。 第一，社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应当符合宪法比例原则的目的要求。立法论上“目的是否正当”这样的问题，只有通过合宪性审查机制才能最终落实。根据宪法比例原则的目的正当性要求，立法时应充分考虑法律、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之间的适当平衡，而非单纯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第二，社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应符合立法论上的公益原则。根据该原则，某些信息是否通过立法纳入社会信用信息系统，须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是否有益展开评估，以满足“有利于接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信息主体从事有利于他人的行为”这一条件，而这恰恰是公权力能否介入私权必须遵守的一项立法原则。第三，社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应受人权原则的限制。社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也应基于人权原则，体现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和对人的尊严及其权利的终极性关怀。 四、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法律概念重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程度较大”作为判断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信息的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情节严重或社会影响较大”作为判断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标准。显然，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或社会影响等标准虽然与社会信用有一定的关联，但严格说来，这样的认定标准是不科学和不准确的。 但是，不能因为“守法与履约说”的界定不科学而对其贸然全然否定。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不仅要在法律层面强化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还应当强化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将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定社会责任状态，纳入规则信用和社会信用的范畴。事实上，社会组织对其利益相关者承担经济、环境、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道德与法律责任，是在当下国内外学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 因此，将社会责任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之一，要求法律对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及责任主体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公司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明确规定的社会责任，是公司必须履行的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显然，除信誉之外，社会责任可以成为社会信用征集和使用的另一重要的认定标准，且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当然，公司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明确规定的社会责任，有些属于行业道德规范或市场商业道德规范的范畴，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行业自律规范和市场自律规范，导致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界定仍然存在义务内容不清、责任主体不明确、义务对象不存在、不成体系、缺乏宏观考虑与整体协调、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责任及责任主体的认定。 除此之外，将社会责任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之一，还需要对个人的社会责任认定问题展开针对性的研究，确定其合理内涵，为社会信用之信誉及社会责任的界定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依据。（作者：门中敬，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节选自《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总第80期））
90岁奶奶10年还款2077万元 被评为“全国十大守信人物”
2月5日，已经90岁高龄的浙江丽水“诚信奶奶”陈金英来到金华老家，递给侄子陈其德7万元钱，还清了她10年借款里的最后一笔。 30多年前，退休后的陈金英开始创业。租民房，买机器，找工人，生产中老年羽绒制品。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年销售额超过千万元，事业高峰期，她热心公益曾捐赠善款57万多元，以及价值几十万元的羽绒制品。 2005年，陈金英投资1600多万元建了新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9月，公司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当时，有人劝陈金英申请破产，避免承担债务，她果断拒绝了。“这哪成啊！欠了别人钱是一定要还的”。陈金英先是以900万元的低价转让了新建的厂房，接着卖掉了市区的两套房子，还剩130多万元债务。于是，陈金英决定继续卖羽绒服还债。 从2012年开始，陈金英带着几位熟练的工人，租了厂房继续生产羽绒服，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的销路。为支付工人的工资，陈金英开始去街头、老年公园摆摊叫卖羽绒服。即使在寒冬，当时年过八旬的她也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在户外一待就是一整天，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 当时有记者问陈金英，一大把年纪了还欠着别人这么多钱，是否会发愁？她却笑着说：“发愁是没有用的，只有把身体保养好才有能力把这些钱给还了”。随着时间推移，陈金英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她也被评为“全国十大守信人物”。被诚信奶奶打动的商家们热情地伸出了援手，帮助她在网上销售羽绒服。 2018年1月，陈金英还清了55万元银行贷款。没隔几天，87岁的她就冒着冬日寒风，给敬老院的140多名老人送去了价值2万多元的羽绒服。她说：“大家对我这么关心，我也要把温暖传递出去让老人们穿着新羽绒服过冬”。 今年，陈金英已经是90岁的老人。这10年里她一共还了2077万元。2月5日，她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务，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般“今年过年真高兴啊！”
解读|《海州区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监督管理办法》
为深入推进海州区城市管理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近日，《海州区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对社会法人、自然人在一个自然年内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将被纳入征信系统，采取记分制度，进行分类管理、联合惩戒。情节严重将被列入“黑名单”，公示期间不能享受各类优惠政策。 据海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特别在违法建设和市容环卫管理领域，由于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轻，形成了违法、处罚、再违法的不良循环。其次，在城市管理领域，特别是在违法建设、市容秩序、环境卫生管理等领域，轻微违法现象普遍多发，采取行政处罚等强制措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出台《办法》十分必要。” 《办法》规定失信行为按照管理类型主要分为违法建设、市容管理、环境卫生三类。失信行为按照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一般失信、较重失信和严重失信三个等级。《办法》将对社会法人、自然人违反城市管理行为的失信记录纳入征信系统（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采取记分制度，进行分类管理、联合惩戒。 所谓的记分制度，就是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记分达到30分（含）以下的，列入一般失信行为；累计记分达到30分以上，60分（含）以下的，列入较重失信行为；累计记分达到60分以上，列入严重失信行为。 “在城管执法领域，大部分是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轻微违法行为，本着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针对大部分简易案件，行政处理的同时通过《办法》对当事人符合一般失信行为通过诚信提醒、约谈，督促当事人自行改正。”据海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达到较重或严重失信行为的将列入失信人员“黑名单”。这些失信人员将来参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会带来不便。比如，将来乘车出行、贷款买房、孩子入学，或者企业主将来参加政府工程的招投标等，都被列为禁入的行列。 《办法》同时明确，城管执法相对人非因主观故意初次发生失信行为，已整改到位且在整改期间未发生失信行为，或者一个自然年内参加城管志愿服务活动满30小时以上等情形，可以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实施信用修复，真正实现“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碰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诚信建设的要求，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信用信息范围，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提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遵循法治轨道，着力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按照依法依规、保护权益、审慎适度、清单管理的总体思路，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机制，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更好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在支撑“放管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和实践探索中，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一是严格依法依规，失信行为记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和失信惩戒等事关个人、企业等各类主体切身利益，必须严格在法治轨道内运行。二是准确界定范围，准确界定信用信息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范围，合理把握失信惩戒措施，坚决防止不当使用甚至滥用。三是确保过惩相当，按照失信行为发生的领域、情节轻重、影响程度等，严格依法分别实施不同类型、不同力度的惩戒措施，切实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四是借鉴国际经验，既立足我国国情，又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在社会关注度高、认识尚不统一的领域慎重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相关措施与国际接轨。二、科学界定公共信用信息纳入范围和程序（一）明确界定公共信用信息范围。将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等（以下统称行政机关）掌握的特定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必须严格以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并实行目录制管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编制并定期更新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其他有关部门可依法依规提出拟纳入目录信息的建议，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梳理汇总目录，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法律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意见，提请部际联席会议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各地可依据地方性法规，参照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的制定程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二）严格规范失信行为认定依据。行政机关认定失信行为必须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为依据。可认定失信行为的依据包括：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和仲裁文书、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决定文书，以及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可作为失信行为认定依据的其他文书。行政机关认定失信行为后应当如实记录失信信息。三、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范围和程序（三）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共享范围和程序。公共信用信息是否可共享及在何种范围内共享，应当根据合法、必要原则确定，并在编制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时一并明确。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相关部门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对于可共享数据要明确采集部门，做到“一口采集、充分共享”。（四）依法依规确定公共信用信息公开范围。公共信用信息是否可公开应当根据合法、必要原则确定，并在编制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时一并明确。公共信用信息公开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开个人相关信息的，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命令作为依据或经本人同意，并进行必要脱敏处理。（五）加强对公共信用信息公开渠道的统筹管理。公共信用信息的认定部门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或其他有关规定，在本部门门户网站、本级政府门户网站或其他指定的网站公开相关信息。“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要按照有关规定，将所归集的应当公开的公共信用信息进行统一公开，并与公共信用信息认定部门公开的内容、期限保持一致。四、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标准和程序（六）严格限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设列领域范围。设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领域，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任何部门（单位）不得擅自增加或扩展。设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范围，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规定，限制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重影响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公信力、拒不履行国防义务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责任主体。（七）严格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其名单认定标准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形式确定，暂不具备条件的可由该领域主管（监管）部门以部门规章形式确定，认定标准应当充分征求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及其他有关部门、相关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法律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30日。认定标准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及该领域主管（监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公开。认定标准应当一并明确名单移出条件、程序以及救济措施。认定标准制定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标准执行效果进行第三方评估并及时修订。仅在地方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其名单认定标准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八）严格履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认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当予以核实并在规定时限内反馈结果。将市场主体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应当由认定部门依托相应的行政决定文书，载明事由、依据、失信惩戒措施提示、移出条件和程序以及救济措施等，必要时也可由认定部门单独制作认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决定文书。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原则上应当由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标准认定，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五、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九）依法依规确定失信惩戒措施。对失信主体采取减损权益或增加义务的惩戒措施，必须基于具体的失信行为事实，直接援引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并实行清单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编制并定期更新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其他有关部门可依法依规提出拟纳入清单失信惩戒措施的建议，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梳理汇总清单，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法律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意见，提请部际联席会议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各地可依据地方性法规，参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的制定程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失信惩戒措施补充清单。任何部门（单位）不得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新闻媒体等惩戒失信主体。（十）确保过惩相当。按照合法、关联、比例原则，依照失信惩戒措施清单，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轻重适度的惩戒措施，防止小过重惩。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以现行规定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不足为由，在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外增设惩戒措施或在法定惩戒标准上加重惩戒。六、健全和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十一）建立健全信用修复配套机制。相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主动自新的信用修复机制。除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修复的失信信息外，失信主体按要求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均可申请信用修复。相关部门（单位）应当制定信用修复的具体规定，明确修复方式和程序。符合修复条件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其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终止共享公开相关失信信息，或者对相关失信信息进行标注、屏蔽或删除。（十二）提高信用修复效率。加强信用修复信息共享，加快建立完善协同联动、“一网通办”机制，切实解决“信用修复难”问题。相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以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网站应当明确专门人员负责信用修复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符合条件的信用修复申请，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申请信用修复的主体收取费用。七、加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十三）加强信用信息安全管理。各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要按照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的要求，明确信息查询使用权限和程序，建立完善信息查询使用登记和审查制度，防止信息泄露，对故意或因工作失误泄露信息的，要依法依规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严肃查处泄露、篡改、毁损、窃取信用信息或利用信用信息谋私等行为，严厉打击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名义非法收集、买卖信用信息的违法行为。（十四）加大个人隐私保护力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最小化原则，严格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收集使用个人信用信息，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本人同意，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强制授权或一次授权终身收集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加大对非法获取、传播、利用以及泄露、篡改、毁损、窃取、出售个人信息等行为的查处力度。相关部门要对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互联网企业、大数据企业、移动应用程序运营企业实施重点监管，严格规范其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和公开个人信息等行为。八、着力加强信用法治建设（十五）加快推动信用法律法规建设。坚持遵循法治轨道，加快研究推进社会信用方面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理顺失信惩戒与行政管理措施的关系，夯实法治基础。现行法律、法规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不足、确有必要加大惩戒力度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提出修法建议，确保失信惩戒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十六）严格依法依规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依规严格规范信用信息采集、共享、公开范围，严格规范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工作，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运行。对未成年人失信行为、受自然灾害或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导致的失信行为以及非主观故意、轻微失信行为，应宽容审慎进行认定、记录和惩戒。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类侵权行为，依法依规保护信用信息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依法依规保护各类信用主体合法权益。九、加强组织实施保障落实主体责任。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本行业信用监管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做好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要协调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已获明确授权的责任单位做好相关工作。地方各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要切实履行统筹协调职责，对本区域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加强规范指导。强化追责问责。对在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外违法违规记录、共享、公开信用信息，在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外违法违规实施惩戒措施，以及不按标准和程序擅自认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按规定及时办理信用修复等行为，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加强宣传解读。鼓励各类媒体积极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深入报道诚实守信的先进典型，对失信行为和事件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倡导诚实守信。充分发挥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商会、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作用，及时阐释和解读信用政策，积极回应各界关切，强化正面引导，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把握时间节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对已经出台的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措施进行梳理评估，对不符合本意见要求的要及时规范。对有明确依据可继续保留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设置过渡期，在2021年底前按本意见要求对需要调整的名单认定标准和程序进行更新，过渡期后与本意见要求不符的一律废止。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2月7日（此件公开发布）
解读首部医保基金监管条例|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
首次明确参保人员个人义务、定期向社会公开医保基金情况、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与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2021年5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明确为老百姓的“看病钱”划清不能触碰的“红线”，为整个医保制度步入法治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哪些条款与你有关？记者采访了医保专家与业内人士。 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义务 条例亮点之一是首次具体明确参保人员的义务。 “参保人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医保基金的安全与效益。”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因此条例要求参保人持本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按照规定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如果个人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采取将本人的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专卖药品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将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至12个月，并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此外，对于涉嫌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且拒不配合调查的参保人员，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可以被暂停，而暂停联网结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将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明确应当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人员等信用管理制度，并将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结果等情况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惩戒。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奕祥表示，要求个人守信，实际上就是从法律角度要求全社会共同参与。 向骗保毒瘤“亮剑”势在必行 “医保基金监管形势一直比较严峻。”施子海说，医保基金使用主体多、链条长、风险点多、监管难度大，欺诈骗保问题持续高发频发。 据施子海介绍，2020年，60余万家定点医药机构被检查，40余万家违法违规违约定点医药机构被处理，223.1亿元医保基金被追回。一半以上的定点医药机构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基金使用问题。 “我国医保领域的法制建设滞后，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缺乏具体政策规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不仅造成基金流失，也导致了医保待遇的不公，是影响医保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毒瘤”。 为避免医保基金成为新的“唐僧肉”，条例明确包括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等基金使用主体责任，并细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与主体法律责任。 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医保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如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规定相应的定量处罚，包括解除服务协议、吊销执业资格等。 “条例为有效实施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提供了基本依据。”郑功成说，这是我国医保基金管理开始步入法治化轨道的重要标志，将正式开启医保基金管理的法治之门。 多方联手让监管“长牙齿”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明确将构建系统的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 就监督管理体制来说，条例明确将构建行政监管、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就监督管理机制来说，条例将建立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共同发力的联合监管机制；在医疗保障系统内建立以行政监管为主、协议管理协同的监管机制。 此外，在强化监管措施方面，条例还规定大数据智能监控、专项检查、联合检查、信用管理等监管形式。 这意味着，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将为医保基金扎牢监管“笼子”，并让监管“长牙齿”，直逼“痛处”，落到实处，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 “条例的亮点与进步是让执法有了实实在在的落地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姚宇认为，条例将进一步促进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有效避免过去医保基金监管的“九龙治水”现象，实现用“一个本子”让医保基金监管执法落到实处。 郑功成表示，条例明确建构了包括行政部门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个人守信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发出的不只是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的明确信号，更是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附件：《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丹东克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用修复承诺书